《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将人民币盯住美元，但因此也丧失货币政策的部分灵活性，目前不少人呼吁人民币和美元脱钩。你觉得，中国是否到了可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独立汇率政策的时候?
普利斯克特：从目前来看，中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条件还未成熟，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系统有大量不良贷款需要消化，资本市场也不成熟，金融工具还不丰富。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美国对中国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例为13.4%，出口为4.3%，人民币升值根本无助改善美国贸易赤字，为什么美国还要抓住人民币大做文章呢？
普利斯克特：我同意你的看法，人民币升值对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作用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美国贸易逆差的数字测量方法也是错误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更正常。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而言更大程度上是谈判筹码，一个讨价还价的借口。
贸易逆差其实可以有很多角度去观察。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我研究过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两者存在极强相关性。有些国家年龄结构较年轻，更偏重消费，这会产生逆差。有些国家年龄结构比较大，会倾向于储蓄，则会偏向于顺差。随着各国老龄化程度的变迁，贸易顺差和逆差会在各国之间进行自动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人民币目前是否被低估，能否想象一下资本管制放开后人民币的情况？
普利斯克特：人民币当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在中国这段时间里，我和我的爱人也在作一些实证研究，比如我们在喝星巴克、吃麦当劳的时候经常会和美国进行比较，确实在上海、北京，这些东西并不便宜；但是这些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大城市，中国大部分地区是比较贫穷和落后的，以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来代表中国是不合适的。关于资本管制放开，这需要很长时间，我想，届时人民币未必会升值。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欧盟和中国贸易纠纷的焦点已经集中到纺织品上，原因在于中国的纺织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廉价商品，你是否认为中国应该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
普利斯克特：中国应该开始这方面的转移，随着中国富裕程度提高，应更关注企业的技术含量，引进有科技含量的技术，提高人民的技术水平，其他产业也是如此。这对中国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从引进技术到把其变为自己所拥有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诸如韩国、日本等都在这方面有成功经验。
《第一财经日报》：能不能给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提一些建议和一些比较恰当的货币政策？
普利斯克特：我想应该有这三点，首先是建立一个有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其次建立是独立决策的中央银行，能够保证银行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三是能够逐渐放松资本管制。
至于货币政策，我和我的诺贝尔奖合作伙伴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于实际产出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政策一旦出台就会使家庭和公司对政策产生预期，当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作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一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中国经济史很有兴趣，你的研究出发点是什么，怎样看待大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普利斯克特：中国历史足够长，中国经济其实处于领先地位很久，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有助于提炼出一个统一的经济理论来揭示一个经济的内在兴衰规律。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很强大了，经济发展非常快，科技领域方面的创新也很多，几乎已经具备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条件，但这一切没有到来，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在明朝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开始自我封闭，科技也开始退步，直至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才有所改观，政治、经济制度给予人以更多自由度和创造性，中国经济也走上了复兴之路。
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遗憾源于自身，中国的经济成功也完全归功于其自身。这样看，很多国家把经济困境归因于他国是很不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