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出版的《２００４财政年度制造业白皮书》再次触动中日关系的敏感神经。
白皮书对日本的企业提出警告说：“日本企业在中国将更难赚回投资成本或者会损失利润”，中国市场可能将不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暗示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中，中国并不是惟一选择，新的市场或许是东盟十国和印度。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的刘军红表示，这可能是日本一种试探性的表态，是在向东盟示好，继续推进其在东亚的“雁型产业分布体系”的形成。
中国市场已经不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发动机”？
白皮书中提到：“去年最后一个季度，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下降了１６．４％。”相关资料显示，去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达２０％以上，今年３月和４月增幅仅分别为５．８％和４．２％，远低于对其他亚洲国家、欧洲、美国的出口增幅。日本财政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４月份日本出口到中国的钢铁和有色金属同比下降了１８％及１７％。３月和４月日本出口至中国的建筑用设备机器同比分别下降６５％和４７％。
这些都让日本政府作出判断说，中国市场已经不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发动机”。
当然，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的工厂”，同时中国还吸引着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白皮书指出：“１０年前在中国设立研发公司的日本公司只占全部来华日本公司的０．９％现在已经增加到了１１．５％，而且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
刘军红对记者分析说，为了能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日本的企业选择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是必然的趋势，但这与日本政府的东亚产业布局是相背离的。
“６月６日，在我们东方文化中是个‘六六大顺’的日子，我们选择在今天和来自中国的媒体朋友进行联谊。希望大家能多交流，使中国百姓能更好地认识三菱商事。”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中国副总代表植月晴夫在６日下午的媒体联谊会上，向与会的媒体记者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友好，同时他还宣布：“为了方便三菱商事以后在中国开展工作，三菱总部已经决定，所有在三菱商事工作的年轻人都要学习中文。”显然，中国市场对三菱商事的决策层来说诱惑不减。
也是在同一个场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登录、中小企业诊断士福元邦雄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了白皮书的内容，但是，白皮书只是在投资环境上给企业提供一些信息参考，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企业的决策者对企业的投资作出决策最终还是要基于对市场做出的判断，尤其是对跨国大企业来讲。
据刘军红介绍，在前一段时间，日本政府曾经对日本的企业作过一次“对投资中国如何看待”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一些企业表示将慎重考虑到中国投资或者干脆放弃到中国投资，但这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企业或者是还没有到中国投资的企业。现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８０％以上都是盈利的。而且，中国市场是“世界市场”的概念已经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对日本的跨国企业来说是不愿意放弃这块市场的。
日本的东亚战略又倾向于东盟？
中日关系早就突破了双边关系，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是一样。
刘军红说，日本政府在东亚的投资规律是，希望把最高端、最精尖的技术放在日本国内，然后是把稍微核心的技术放在“亚洲四小龙”，接下来是东盟十国，最后的组装生产工序是放在中国内地，这就是日本的“雁型产业投资分布”。
最新迹象是，日本开始对一些稍微核心的技术投资向东盟十国倾斜。而且，日本在对外投资中总是遵循“波浪式投资”的规律——在培养起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前就重新转向一个新的地区投资。回顾历史，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日本开始在韩国投资钢铁、造船、汽车等，直到韩国的相关产业有所发展后，就开始转向中国。现在中国发展了又倾向于东盟。
雷恩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对日本企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与日本和东盟同样重要的亚洲第三个生产基地。”
“其实，日本要是想在东亚保持其主导地位，东盟十国是日本必须拉拢的对象。一直以来，日本始终在寻求和东盟十国在‘１０＋１’的框架下进行合作。现在，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和东盟的合作，而且速度很快，所以日本需要在经济支持和产业分布上给予东盟一定的倾斜。”刘军红分析。
民族国家同“跨国企业王国”的博弈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近来，国家之间的“争吵”越演越烈，而中国则置身于争吵漩涡的中心。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吵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常态，无可厚非，但近来跨国企业在争吵中所呈现的“两面派”角色却使这个过程变得耐人寻味：跨国企业在国家争吵中左平右衡，两面不得罪，两面拿好处。近来日系跨国企业纷纷拉开与“母国”的政治界限，中美贸易、知识产权纠纷中闪烁的跨国企业背影等，都表明了国与国吵架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而跨国企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正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跨国企业王国”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博弈，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表现为两种经济秩序的较量：一种是“国家经济秩序”，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民族国家之间争吵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重置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另一种是“跨国企业经济秩序”，这是全新形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跨国企业为主体，跨国企业之间的博弈是为了争取这种经济秩序的主导权，近些年来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兼并风起云涌的原因正在于此。两种秩序的博弈较量已经悄然开始，跨国企业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扑面而来，但民族国家似乎对此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而且，随着“跨国企业经济秩序”的逐渐形成，“跨国企业帝国”不断地开疆扩土，跨国企业本身也正从“革命者”转向为“保守力量”，为维护既得利益甚至可能成为加强民族国家边界、阻滞要素流动的“反动者”。
目前，由于“三新革命”（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交换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的推动，要素流动的速度、范围和种类都得到了迅速的扩展，而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的“保守性”也开始显现。商品贸易由于“交易手段革命”而被大大拉伸，传统作坊、中小企业的商品都能够便捷地销往世界各地；而技术进步加快，模拟、创新的频率都大规模上升，技术垄断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无边界浪潮兴起，经济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呈现模糊、融合的趋向。这些变化对跨国企业来说可谓“不祥征兆”，因为要素价格的趋同、流动渠道拓展意味着压缩跨国企业的获利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国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规避要素和商品的流动障碍而生，不如说是靠这些障碍持续获得高额利润而活。况且跨国企业所推动经济全球化本来就并非全面的全球化，而是其优势领域——资本、商品、技术的全球化，是跨国企业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延展，而对于以劳动力要素为核心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际上的作用很小，甚至对此采取谨慎的控制态度。
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中国正处在两种经济秩序博弈的风口浪尖。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无论是国与国吵架、跨国企业之间的争夺，还是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中国目前都不是最大的获益者。中国迎接了全球化分工、产业转移，但经济增长中的丰厚利润多被跨国企业所得，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后果却要自己承担——目前全国５３２条主要河流中４３６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地沙漠化以每年１６００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展。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循着“交易方式革命”的号角，勇敢地冲向了世界市场，但近来国与国吵架却在扼杀和限制中小企业产品输出的渠道和路径，中小企业正面临被绞杀的命运。而且当前在同中国政府博弈中，跨国企业的组织性、同盟性已经较为明显，５４家跨国企业联合上书要求延缓优惠待遇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三种力量”已经开始向民族国家叫板。
未来，民族国家同“跨国企业王国”的博弈将是世界经济演变的主轴，而博弈可能呈现两种演变趋向：一种是在“三新革命”的推动下，两种秩序全面融合，形成全新的经济秩序：经济意义上甚至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全面消解（欧盟的扩展），而跨国企业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无异，跨国博弈属性消失，全球统一大市场形成。另外一种是“跨国企业经济秩序”暗中凌驾于“国家经济秩序”之上，民族国家长期保持“半开半闭”的状态，某些方面的“民族国家”特征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比如政治边界、人口流动边界、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等。
从目前的态势看，后一种趋向演变的特征明显。面对上述国际经济局势的演变，中国需从专注于国与国的博弈，分出精力面对“跨国企业王国”的力量的冲击，把握、协调好同“跨国企业经济秩序”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