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反应是任命德维尔潘(Dominque de Villepin)为新总理，这个轻浮的花花公子从未得到选民的大力支持，而且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是拿破伦(Napoleon)本应赢得滑铁卢战役并继续统治欧洲。而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只是在言辞中强化了反美情绪。令人难堪、而又一目了然的是欧盟领导层中不仅缺乏智慧，其固执和无知更是接近于愚蠢。正如伟大的欧洲诗人席勒(Schiller)所言，“有一种愚蠢，甚至连上帝都无能为力。”
欧盟如果希望能避免分崩离析的命运，就必须著手治疗三大病因：
其一，欧洲试图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太多太细的任务。欧盟的雏形──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Steel Pool)的设计师莫内(Jean Monnet)总是说，“要避免官僚主义。要引导，而不要命令。尽量少定规则。”他在欧洲极权主义时代（在此期间，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争相对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实施统治）长大，并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它深恶痛绝。莫内意识到，在欧洲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见诸于罗素、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等人）的深处隐藏著本能的极权主义，必须以深深植根于安格鲁-萨克森人的个人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为武器对其进行全力反击。
事实上，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欧盟一直在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猛兽，它制定的数百万份法规文件侵入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结果令人沮丧：布鲁塞尔庞大的官僚机构，每个部门在各成员国的政府里都能找到翻版。庞大的预算下是前所未有的腐败，因此预算案从未获得审计通过，目前已成为成员国纳税人抱怨的对象。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经济的监管是建立在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
欧盟的经济哲学迄今为止可用“趋同”一词加以概括，目的是让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采用相似的完美模式。结果证明，这实际上是导致滞涨的完美模式。准确地说，维持资本主义体系正常运转、使经济活力得以保持的正是差异性，缘自人类天性中不竭创造力的奇思妙想。资本主义因法规的缺席或规避法规的约束而得到巨大发展。
因此，毫不奇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在布鲁塞尔逐渐掌握欧洲发展方向、并推动趋同之势后慢慢地失去了前进动力。如今，欧洲呈现滞涨。除英国之外（80年代撒切尔时期英国开始采用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欧洲难见高于2%的经济增幅。工会的力量更是强化了增长缓慢或零增长的趋势，工会与布鲁塞尔体系非常吻合，并为经济动力套上了更多枷锁：缩短工作时间、高昂的社会保障成本导致高失业率，在法国失业率超过10%，德国的失业率则高于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
长期的高失业率自然会导致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沮丧和愤怒。在如今的欧洲，一种方式就是反犹太人、反美。另一种方式则是极低的出生率，在全球范围内，欧洲的出生率仅高于日本。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本世纪中叶欧洲的人口（不包括英伦三岛）将少于美国，人口总数不及4亿，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是65以上的老人。
由施罗德和希拉克故意挑起的反美情绪──他们或许认为这样做能为自己赢得选票──尤其让人伤感，因为在欧盟成立初期，他们曾非常推崇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并对美国人先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将欧洲从纳粹和苏联的魔掌下中拯救出来心存感激。
包括莫内、法国的舒曼(Robert Schumann)、意大利的加斯派瑞(Alcide de Gasperi)和德国的埃得诺(Konrad Adenauer)在内的欧洲之父都曾是美国狂热的崇拜者，他们曾急切希望让欧洲人也能享受到美国式的生活。尤其是埃得诺，在经济部长埃尔哈德(Ludwig Erhardt)的协助下，以最自由的模式重塑了德国的产业和服务业。这是德国经济奇迹的缘起，其中美国的理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民众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此后，德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以及目前的滞涨则可追溯至德国领导人从美国模式转向法国社会市场模式之时。
其二，导致欧盟不适的另一个因素是：欧盟对历史的否认。欧洲基本上是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但布鲁塞尔对这两种文化基本都是全盘拒绝。命运不济的欧盟宪法没有对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提及一字；欧洲议会则一直坚称，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不能担任欧盟司法委员的职务。
其三，让观察人士大为惊异的还有布鲁塞尔对于前景沉闷、令人难以忍受的纯物质描绘。欧洲大陆上最后一位能领会到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政治家莫过于法国前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了。他希望看到“一个由多个独立的国家组成的欧洲”。我记得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呼“但丁、歌德以及夏多布里昂的欧洲”，我插入一句：“也是莎士比亚的欧洲，我的将军？”他表示同意，“是的，还有莎士比亚。”
如今，欧盟没有一位主要领导人会再用这样的语言了。欧盟的架构中缺乏思想的元素，它没有为伟大的作家留下一席之地，对思想家或科学家也是如此。它不是阿奎纳、路德或加尔文的欧洲，也不是伽利略、牛顿或爱因斯坦的欧洲。半个世纪前，作为欧洲之父之一的舒曼常常在演讲中提到康德、莫尔(St. Thomas More)、但丁和诗人瓦莱里(Paul Valery)。舒曼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建设欧洲是一个庞大的精神工程。他谈到了“欧洲的灵魂”。这样的想法和词汇如今在布鲁塞尔已难以引起共鸣。
简言之，欧盟的思维、精神和灵魂都已名存实亡。除非欧盟能重新重视起这些非物质的重要问题，否则，欧盟很快就会成为行尸走肉，一个代表垂死的欧洲大陆的象征。
香港时间2005年06月21日17:25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