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一开头就栩栩如生地复述了１７５７年对谋刺国王路易十五世未遂的罪犯达米安执行五马分尸死刑的实况记录。紧接着的是引用一座监狱在１８３０年代日常作息的明细表。显然，作者试图用这样两个特写镜头的鲜明对比来展现法律制裁机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剧变――从身体的破坏到身体的改造、从赤裸的暴力痛苦到隐蔽的驾驭驯服、从正常行为与越轨行为的并处到两者之间的区隔，因而刑罚的主要对象也就改肉体折磨为心理拷问，并导致强制力与科学知识、权力技术以及包括强制劳动在内的社会化教育等因素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按照福柯的解释，最根本的动因是经济，即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工厂劳动的效益。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动因――在法律人看来应该算更加重要的动因，这就是权力策略的更新。在朕即国家的时代，犯法无异于对主权者（国王）的人身攻击，制裁也必须针对罪犯的人身；只有对犯罪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能回复权力的威严和健全性。国王的身体实际上构成了最大限度权力的符号体系。而死刑囚的身体则构成最小限度权力的符号体系。前者战胜或报复后者的仪式只有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才能充分地实现各自的象征性意义。但是，在现代国家体制下，犯罪者的行为不再仅被看作是对主权者个人的挑衅，也违背了社会契约，因此可以视之为社会公敌。
这样的权力策略以及相应的法律观念势必导致刑事惩罚机制进行如下调整：（１）司法权与主权者的个人因素相分离，认定和制裁犯罪的权力不再取决于主权者的喜怒哀乐，而必须具有中立性、客观性以及抽象性，使同意社会契约的人们都能理解和接受。（２）无论采取何种惩治措施，首先要把犯罪者与社会的其他公民加以区隔，要排除那些不符合合理性标准或者法律规则的那些人。但在经过规训并满足某些条件要求之后，还要容许犯罪者回归社会。正是这种类似“捉放曹”的辩证法使制度再生产成为可能。为此，对自由的限制和对思想的改造就成为刑罚的主要着眼点。（３）刑罚的重心从杀一儆百转向强行治疗后，效果、合理性、技术水准的意义就越来越凸显，关于监禁、劳动改造以及惩罚性教育的各种制度设计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福柯强调指出，上述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精心策划、刻意推行的。虽然启蒙思想家提倡人道主义、法学研究者要求刑事制度改革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但整个事态的推移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所决定。就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揭露的那样，一旦机器的流水作业开始，雇用劳动者就无法像手工作坊时代那样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器具和劳动力，而不得不反过来受到机器的节奏和操作要求的支配。人们不得不在“失去自由的劳动”与“失去劳动的自由”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在这个意义上，一座工厂其实仿佛是一座监狱，个人异化成为客体。同样的规训现象，还能在精神病诊所、寄宿学校、修道院、军营等各种重视纪律的社会空间或者综合治理机制里看到。不妨说，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规格化权力策略，或者“主体已死、话语统治”的非中心化状态，构成了产业革命之后的科层制国家的本质。
由此可见，福柯的这本书的意图并非通过刑罚人道化的制度变迁来揭示现代主体的诞生过程，而是要暴露刑法在人道主义洗礼仪式之后的个人改造机制――以铸造主体开始，以形成客体告终。在福科看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新型国家权力、一种新型身体处理技术的诞生过程而已。这种基于知识的权力关系在本质上类似边沁所绘制的那种作为一览无遗的监视性装置（Panopticon）的监狱结构图。监视者只要身处中心位置上的瞭望塔，就能够观察到环绕周围的所有房间和窗口里的所有动静，而被监视者无法准确知悉瞭望塔里的实际状态。这种设计是非常经济的，可以用非常少的人手来控制大量的囚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借助心理威慑实现无人的自动化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个虚拟的视线陷阱。如果说过去是万人的视线投向作为国王，主权及其刑罚活动是最可视化的，那么不妨说在这里是主权的视线不断投向万人。
福柯试图以刑罚制度改革以及现代社会的可视化结构为例，论证这样一个独特的命题：现代化既带来解放，也带来规训和压抑，既增进自由，也强化监控和责任。现代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双面神，体制与反体制之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犯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刑罚和监狱的改革不得不以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改革为前提。显而易见，这个结论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但无论赞同与否，福柯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解答思路却依然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４日初稿，载《检察日报》４月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