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以“旧事重提”，是读到十一月中旬《纽约时报》一篇特稿，报道了不少美国大学经济学系，现在开始把经济学侦探小说定为“必读课外读物”(textbook-novel)。今年初美国经济学会年会还破天荒为“以经济学小说为教材”开了一次研讨会，经济学小说终于正式获象牙塔学者垂注!现在全美起码有四百家大专院校经济学系鼓励学生以经济学小说作为课外辅助教材，这种趋势，遂引起笔者把近年陆续闲读的数本经济学侦探小说“合并论之”的兴趣。笔者不知道香港大专院校的授课情况，但老师们若能推介学生读马歇尔．哲逢士、罗拔士(R．Roberts，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韦德(J．B．Wight，里察蒙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以至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哈佛荣休经济学教授)的小说，对引导学生理解经济学，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由于活学活用经济学原理，竟能大显神通侦破警探茫无头绪束手无策的奇案，这种神奇效应，也许还会引起学生对经济学本质的研究。
以小说形式传播经济学，非自今日始，英国评论家(一八五二至一八六六年间在苏格兰湖区养病期间，一共替伦敦《每日新闻》写了一千六百多篇社论)、作家夏丽特．马丁诺(Harriet Marfineau，一八O二至一八七六)是先行者，早于一八三二年至三四年间，她为了向普罗大众灌输政治经济学常识，据占士．米勒《经济学纲要》(J．Mill：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内容，写了二十三个故事，编成一套九卷题为《解读政治经济学》(1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巨”著，出版后销售不恶，“每月卖出以千套计”，可惜购书人多非劳工阶级，作者未免有点失望。令人遗憾的是，这套经济学小说，不但米勒无好评，今人更认为是“不堪一读的小说”(nearly unreadable fictton)……。《纽时》的报道转引一位学者的话，提及马丁诺，为了摸清其底细，笔者先查一九二六年版的《保尔格莱夫政治经济学辞典》(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一八九四年初版)，果有简略记载，不满意，虽知新版《保尔格莱夫》删去旧版千多条人物解释，以为“小角色”如马丁诺必去无疑，但仍抱姑且一试心情翻阅，哪知一九八七年版本仍收，而且加进不少新材料(包括其生日、生地、家庭背景以及更详细的著作介绍)。原来马丁诺为维多利亚时代杰出女性之一，以《和平的三十年》、《英国在印度的管治》及《解读税务》等书传世；完稿后翻威尔逊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群像》(A．N．Wilson：Victorians，Hutonison，二OO二)，对马丁诺的行状纪述甚详，稍后或另成一文，这里从略了。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后期这百余年间，经济学小说的发展，好像突然中断，料此与马丁诺的努力未为学界接受有关；事实是否如此，有待学者考证，笔者不敢妄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直至一九七八年马歇尔．哲逢士的《边际上的谋杀》问世，经济学小说才开始为经济学界及小说迷注意，不仅经济学者读得津津有味，一般读者以福尔摩斯视那位以经济学原理为破案凭据的经济学教授史庇民(Henry Spearman)，对以他为主角的小说渐生兴趣，连同其他经济学家所写的他类小说亦有市场。“食髓知味”，马歇尔．哲逢士于一九八五年推出《致命的均衡》，大受欢迎，该书迄今已出第二十刷(版)。此书初版后不久经郑树森教授推介，笔者才追读“他”的小说，果然大感“过瘾”，于享受闲读乐之余尚有进益，真是何乐而不读?如今视经济学为严肃科学的学者公开推荐学子阅读，料这类小说快上畅销书流行榜!
大概是受马歇尔．哲逢士小说的影响，曾于一九六八年出版“外交惊险小说”《凯旋》(The Triumph，笔者只有在《加尔布雷思导读》The Galbraith Reader中读过其中一章)的加尔布雷思，于一九九O年出版《一个长俸教授》(A Tenured Professor，Thomdike出版社，笔者在《剑大听辩外记》曾提及，该文收在《经济家学》)。此后十年，除马歇尔．哲逢士于一九九五年打正“亨利．史庇民神秘小说”系列再推出《夺命的冷漠》(A Deadly Indifference，亦可译《盗墓夺宝》或《“死”不关心》，普林斯顿出版社)外，似无其他新著出版。罗拔士的《看不见的心》(The Invisible Heart；An Economic Romance，麻省理工出版社)和《选择：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寓言》 (The Choice；A Fable of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Prentice Hall 出版社)以及韦德的《救救亚当．斯密》(Saving Adam Smith，Prentice Hall出版社)，俱为二十一世纪的产品。
经济学者写小说，“用世”之心，非常明显。“史庇民系列”把经济学原理溶人内容，虽然未能浑然天成而是斧凿痕处处，但于笔者来说，既有悬疑性刺激性亦有启发性：罗拔士的小说“变本加厉”，有如理论阐析，其传播经济学之心甚切，彰彰明甚，《选择》书后附名词解释和“引得”(索引)，这不是第一次——阐释哲学思潮的小说《苏菲的世界》(J．Gaarder：Sophie's World，Phoen’s House，一九九三年)已有先例，但无名词解释——却亦令人开眼界，其《看不见的心》则附“资料来源及参考书目”，似为小说史上所无的创举。至于韦特的《救救亚当．斯密》，书后列出所有亚当．斯密的著作及有关其人其事其学说的论著数百种，“学”者称便，涉猎过经济学的读者当然认为作者“功德无量”，但一般小说读者恐会望而生畏——不过，也许作者希望读完小说的读者已对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学说发生兴趣!
二
读经济学小说，即使是粗心大意的读者，亦会看到主角有意无意间长篇大论阐析经济学原理，比如边际效用、需求法则、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机会成本、博弈论、无形之手以至谆淳善诱地介绍多名始祖型经济学家的学说、生平，这些与经济学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描述，可说无页不有、无处不在。
在《边际上的谋杀》，史庇民于查案时对警方的颟顸(现实中警探大都精明能干，在小说中则经常扮演“反面教材”的角色)颇不耐烦，在负责此案的探员文森特问及他如何能迅速破案时，史庇民说：“简单之至，老友，经济学初阶而已! (Elementary，My dear Vincent，Elementary economics，that is!)”，大大彰显经济解释事物能力的本质。“读书人”大都知道，这句话是模仿福尔摩斯的口头禅：“Elementary，My dear Watson!”笔者不止一次听有学问的友人(包括英国人)这么说，自己亦不时冲口而出，可是，在记忆中似乎不曾见之于柯南．道尔的著作，曾因此翻阅他的“全集”，并无所得；但人人这样说，大概应怪自己看书太马虎了，哪知不然，最近在《他们从未这么说》(P．F．Boiler和J．George：They Never Said It)读到一段解说，才肯定柯南．道尔从未在他的福尔摩斯小说中写过这句话。福尔摩斯对他的友人兼助手Dr．John H．Watson说这句无人不晓的话，竟然出自扮演福尔摩斯的英国演员Basil Rathbone之口，他是三十至四十年代间好莱坞福尔摩斯系列电影的主角。这即是说，这句话并非柯南．道尔所写，至于究竟是演员临场加上(“临时爆肚”)或出自编剧手笔，便不得而知，因为《他们从未这么说》指此段解读引自Dictionary of Misinformation，笔者未见这本字典，不知是否有清楚交代。岔开一笔写这句“名言”的出处，可“增广见识”，谅读者不会见弃。
《边际上的谋杀》读之已久，“书欲用时方不见”，此书固在书架上“失踪”，亚玛逊亦已无存货，只好凭记忆述其梗概。史庇民在本书处女登场，他为被疑谋杀亲夫的科蒂夫人(Mrs．Forte)洗脱罪嫌而声名大噪；其破案完全基于财政考虑，因为根据美国法例，由于科蒂先生赚钱能力高，他的太太循正途办离婚，财政所得较意外寿险多，因此排除了警方咬定她为遗产而杀夫的动机。
《致命的均衡》故事环绕大学终身教职难求而展开，哈佛经济系“神童”、副教授高信(DeNs Gossen)申请终身教授职被拒，这虽是此位天才型学者的奇耻大辱，但他因而自杀，未免犯不着；同事史庇民认为事有蹊跷，怀疑别有内情但苦无着手处，后来于度假中阅读身兼“升迁及终身职评审委员会”主席的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一本著作，发现在统计上犯了重大失误，不符边际理论效用中的“最大功能”(Utility Maximization)，为此作者伪造资料，以自圆其说；史庇民又发现高信一早知道上司作伪，多番讥讽，遂惹下杀身之祸。在史庇民揭发后，作伪的学者畏罪自杀——应该一提的是，作者安排史庇民以“边际效用理论”破案，而此学派的先驱人物为德国学者高信(H．H．Gossen，一八一O至一八五九)，作者为本书副角取名高信，因此大有“玄机”。经济学上有名的“高信法则”(Gossen’s Law)便以他为名(英国边际学派奠基者哲逢士为他“命名”)。这一法则古今通用——第一，同一享乐不断重复，享乐达饱和点时，其带来享受次第递减；第二，同量的享乐不断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的享乐(快感或满足)较大。接吻持久赛、大食比赛等等，在经济学家眼中都是自讨苦吃，便是基于“高信法则”的考虑。
前述马歇尔．哲逢士二小说均发生于“外国风情”的小岛，“带读者游花园”，大增可读性。“史庇民神秘小说”系列第三本《夺命的冷漠》于一九九五年初版，写的却是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剑桥(哈佛)学者在英国剑桥大显神威侦破一桩夺产谋杀案(在七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史庇民已届退休之龄，此书的时代背景因而推后至六十年代，时史庇民仍在壮年)，本书无论时间地点，均为笔者所熟识，读起来便倍感亲切——这本不足二百页的“小书”，笔者读过不止一次，对小说敬而远之的笔者，确是“异数”。
笔者曾指加尔布雷思的《一个长俸教授》，是美国剑桥的最佳“导游书”，以其对哈佛的风光文物历史人情有非常细致优雅的描写：《一个长俸教授》写的是哈佛经济学系的年轻教授马田(Montgomery Martin)，根据雪柜价格走势，发展出一套“非理性预期理论”(Theory of Irrational Expectation，缩称IRAT)，明显在开现代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理性预期理论”(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这—学派的始创者卢卡斯于一九九五年获诺奖，笔者评论见是年十月十一日，该文收在《永不回头》)的玩笑。从雪柜价格走势，马田看出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或过于悲观或过分乐观的看法，因此他藉以预测股市升降。加尔布雷思以讽刺的笔触，描述华盛顿官场与大企业勾结的情况，并揭露大企业左右政局的内情；他在肯尼迪总统任内曾出使印度，并数度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经济顾问，对美国政治有第一手的认识，因此读此书可增加对美国政经运作的了解。不过，由于加尔布雷思在这本小说里对经济学只有冷嘲热讽，并无“建树”，读者欲从中窥见经济学堂奥，不免失望。
《夺命的冷漠》则对剑桥种切，包括旧书店、高桌晚宴、各书院的校园(The Backs)、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艺术剧院、市集广场、粮食交易所、酒店食肆以至笔者曾流连忘返的郊区格兰彻斯特(基本上仍保留九世纪时期的风貌，比较起来，剑桥已是现代化城镇)，都细细写来、娓娓道出，令人神往；不但如此，对“何伯逊选择”(Hobson’s Choice)的缘起，有不少新鲜材料，并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何以何伯逊不让顾客有“自由选择”，果亦言之成理；同时清晰地解释了何以学院的门房(Porter，此译法不精确，因为剑大各书院的首席门房有一点点舍监的权力，在宿舍犯校规的学生若被其揭发并向院长告发，后果可大可小，曾有学生因此被开除)不售卖书院地图及饮料的原因(游客如鲫，这本是“大生意”，过去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友辈亦无人能说出所以然，于今恍然)；当然，谋杀案最悬疑处发生于剑河上的平底船(Punt，坐船者是Punter[赌徒]，撑竿的船夫称Chauffeor[汽车司机]，均为剑桥独用)，因此对剑河两岸的景致和建筑介绍极详，对跨河的“叹息桥”、“数学桥”的历史有非常生动翔实的描述，其中不少资料相信是剑桥游人甚至剑桥人不知道的。
三
《夺命的冷漠》的背景是“真人真事”，地点是马歇尔的故居Balliol Croft(其传世巨构《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序言便注明写于此)，事件的远因是他于一八七五年访美。其他内容尽属虚构。故事说马歇尔当年访美，买了一批内华达州的金矿公司股票，但金矿无金，公司股价遂直线下降，马歇尔谢世时已等同废纸，马歇尔夫人(他在纽南书院[Newnham Hall]即现今二家仅存的女子书院之一的Newnham College任教时的学生)把它们弃于阁楼，花花绿绿的股票遂成为随客来访的晚辈们的玩物。此废矿其后发现铀矿，股价飞涨，六十年代中期时即购进后(购进价位未见提及)约百年，股价升至每股七十五万美元，这批已被主人报废的股票成为“金矿”，谋杀事件便环绕如何“计赚”这些股票而起……。史庇民受芝加哥一家慈善基金会委托，往剑桥洽购马歇尔故居作纪念馆(这对剑桥大学有点讽刺味道，因其任由此大屋“民用”而要由美国人购下保存)，遂插手此案。这次破案，用的是“不对称信息理论” (Theory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一九九六年二名经济学家因阐扬此理论有突破性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曾为文分析，收在《粉墨登场》一书)，行凶者以高价买下被害者的旧汽车(因凶器藏在车厢，这是颇为牵强的)，有违市场规律，成为史庇民破案的重大线索!
史庇民犹太人，五短身材、秃顶、固执、好奇、常颦眉沉思，主张自由贸易、市场经济、不完美竞争、财富差别(economy inequality)和保护私有产权，同时攻击社会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又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加上史庇民把佛利民的“招牌货”“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挂在口边，喜欢用铅笔在纸上推算而不以电脑解决难题，虽然是哈佛大学而非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但在《边际上的谋杀》出版后，即使经济学者史端在“序言”中希望大家不必“对号入座”，但仍众口一词，指史庇民便是佛利民的化身。和不少经济学名宿一样，佛利民对马歇尔．哲逢士的小说赞口不绝，唯对史庇民是否他的投影，始终笑而不答。
不过，笔者的“读者心得”是，作者也许有佛利民为史庇民原型的构想，但在写作过程中，加进了不少非佛利民的强项，比如认为“赛伊市场法则”(Say’s Law of Market：“供应创造本身的需求”)颠扑不破，对“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广告效用及“对偶方法论”(methodological dualism)的推崇，以至在书中指出“经济学不同于化学，它们的研究方法互异；化学公式放诸四海而皆准，但经济学因时地不同而不能照搬”(《致命的均衡》页一一一)；在《夺命的冷漠》中，史庇民应邀在著名的达尔文演讲厅发表《共产主义的前途》的演讲，与剑大左倾经济学家舌战(该书页三十三至四十八)，所有种种，俱为奥国学派尤其是米赛斯(L．E．von Mises，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的坚持。此外，史庇民又有佛利民芝大同事贝加(H．Becker，一九三O生，一九九二年诺奖得主)的影子，史庇民多次指出“爱、恨、仁慈、不怀好意等等与他人有关的感情，都可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之”，简直便是贝加治学的信条“以经济学理论剖析人类行为”(见他的巨构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因此，笔者认为史庇民的外型令人想起佛利民，但其精神内涵实在融合了不同学派的自由经济学思想!
读马歇尔．哲逢士的小说，是少有读小说(笔者基本上不读小说)的愉快经验，这是作者文笔甚佳、把事实与虚构情节糅合得天衣无缝有以致之；然而，对灵欲的描写仍有一份严肃学者的“古肃”与矜持，读起来便不够痛快；此外，作者一有机会便卖弄学问(有论者指这类小说——不仅指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小说，亦指科学家写的科学小说——为抛书包小说[Pedagogical Novel])，有时且不厌其详，连篇累牍，一写十余页，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不仅大增读趣，不少难题且因此豁然贯通，因此绝不感其累赘反有不胜之喜的感觉，但一般读者可能受不了。
《夺命的冷漠》写于一九九五年，时佛利民夫妇“各自表述”的自传《好命鸳鸯》(Two Lucky People：Memoirs，这个台湾译名笔者并不满意)尚未出版(一九九八年)，这使佛利民在剑大的许多见闻和行状未为人知，比如笔者曾写佛利民当年以“测字”成为剑大“闻人”的逸事(见《佛利民看字凯恩斯相手》，见《万象》第三卷第五期，收在《中国制造》一书)，这类有趣资料若加入小说里，不但可平衡“说理”的枯燥(指对非经济学学生而言)，增加小说的可读性，而且必令史庇民的形象更突出。不过，如此一来，读者把史庇民视为佛利民化 身的可能性肯定大为提高。
对所学入迷的经济学家以经济学原理分析日常事理，写起小说来亦不忘“传道”，这是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的“通病”。澳洲莫纳殊大学私座教授黄有光在他的武侠小说《千古奇情记》亦有经济学解释，因此有一谈的价值。“黄大侠”虽然久居“番邦”，长期在澳洲大学任教，但他热爱中华文化，对诗词歌赋以至对联等，都有创作且有心得，不过写小说尤其是香艳奇情“刺激大胆”的武侠小说，似非其专长。《千古奇情记》(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写的有点生涩且予人以“不是(武侠小说)味道”之感。黄教授安排正邪双方“围战昆仑山”(第十三章)之际传授经济学，真是一绝!绰号“天机军师”的天山派高手、武林盟会副盟主文天机，于驳斥邪派高手在反剥削藉口下滥杀无辜、强行关闭当铺之事，大谈借贷之学，“黄大侠”写道：“文天机续道：‘若某人愿以值十两银子的东西典当得五两银子，以为急用，可见此急事要紧之至，若误了此要事，可能比失去几十两银子更重要。因此，当铺之开设，并不能说是吸穷人血汗。虽说值十两的东西，只能典当五两左右，但当铺需店面、伙计、利 息等开支，若给足十两，何以维持?’接着文天机又说：‘……五分利息中，实有一半是保险金。因此，当铺之开设，减低贷款者之风险，从而减低穷人所要付之利息，实对穷人有利。当今当铺多收息三分，但穷人若无东西典当，借钱非五七分利息不可得，若无当铺，穷人岂非更糟?”’况且“实利也未必是吸血。若无人开设当铺，无人经营生意，无人赚取利息，则无人‘吸血’。但试想穷人是否会有较多的血?若进行双方同意之交易，一般上彼此得利，不然不会同意，即或一方赚取利息，也不能说是吸血……。”
在武林正邪决斗前加插这段仿佛来自费沙《利率论》(Theory of Interest，一九三O)的“解惑”之论，作者也许有把众人“闷晕”免去武门之意!然而，回心一想，作者一有机会便传播经济学，用心良苦，值得鼓励。
四
经济学家假借文学形式阐扬经济学，文体不拘一格，除了侦探(和武侠)小说，还有童话、魔幻和爱情小说!
夏威夷太平洋大学经济及政治学系副教授史固兰的《易信仁历险记》(Ken Schoolland：Adventure of Jonathan GultiMe；A Free Market Odyssey)，一九八八年出版，迄今已被译成二十五国文字(《信报》数年前连载)。故事说年轻的庄纳顿因沉船流落小岛柯伦坡(Conunpo)，该岛国行“蠢政”，如税率以体高递增、以掌声大小代替选票，又不准岛民有思想自由，连做梦亦须“政治正确”。史固兰在这本不足一百二十页的小说，通过庄纳顿的种种奇遇，灌输私有产权思想，“丧失性命等于没有未来、丧失自由等如剥夺现在的生活”、“私有产权是你的劳动果实”、“你拥有自己的生命，你必须对它负责，你不是他人的奴隶因此不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其鼓吹自由反对特权的讯息十分清晰。这些年来，本书因推广经济学著有成效而得奖无数，今年一月(大幅修订后的第三版今年出版)再夺“经济教育基金”(FEE)首届年度大奖，其受经济学界重视，概可想见。
罗拔士写了二本经济学小说，其一为《选择》，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二OO一年作了重大修订增删，作者认为“与新书无异”，笔者因此视之为新世纪的作品。这本小说写李嘉图(D．Ricardo，一七七二至一八二三)的鬼魂获“阎王”批准，重回人世。李嘉图于凌晨二时进入主角约翰逊家中，说服主角把他带至“未来”，从而经历了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保护主义令人民受苦的不同境况。这本魔幻小说其实亦是说理小说，以具体生动的对比，说明了亚当．斯密的“分工”(见《原富》第一章第一节)以至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见《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lion])为世界贸易奠下“互通有无”、“互补短长”的理论基础，是极具说服力的宣扬自由贸易之作。本书后附有“引得”、资料来源、名词解释及进一步阅读书目，虽与小说形式格格不入，却大大方便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读者。
《看不见的心》是罗拔士另一小说。故事写二名中学教师—经济学教师和英文教师的工作和恋爱，而他们的“冲突”，从女主角罗拉教狄更斯及钟情华滋华斯的诗歌而男主角山姆为资本主义虔诚信徒视《华尔街日报》为圣经可见——山姆的英雄正是罗拉眼中的罪人。小说从主角们对人生态度互异而他们的爱情最后建立于人性资本主义上，对此历程作细腻的铺陈，既有说服力又动人心弦。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丑恶面，通过狄更斯等工业革命时期小说家对现实生活的刻划而打动人心，资本家的丑陋面貌因此深入民间。在经济学家眼中，资本家雇用女工和童工，在没有劳工和社会福利年代，他们的待遇低下，生活在贫穷线边缘，是值得可怜、同情的群体，资本家因而成为反面人物；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没有资本家冒险开拓海外市场、兴办工厂，工业革命固会胎死腹中，女工极可能终生守在空空如也的厨房，童工则可能流落街头，变成“坏人”，在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使穷家子弟对经济社会作出贡献上，资本家功不可没……。
笔者特别要向经济学教师推荐这本小说，因为山姆的教学方法极其生动、极富启发性，虽然这是小说家的塑造，唯当中不少以现实生活和经济现象诱使学生对经济学发生兴趣的例子，可以仿效!
韦德的《救救亚当．斯密》，亦可归入魔幻类小说，作者安排无法地下安眠的斯密重回人间，因为他对世人断章取义把他的学说视为鼓吹自私自利之学，大为不满。斯密生前一共出版过二本书，其一是一七五九年印行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其中心思想是同情心和仁慈心(出版后大获好评，斯密才获Buccleuch公爵聘请，随他游学欧陆)，可惜这本书少人问津，《救救》页五十一说这本书二百年来在图书架上只被抽取二次，也许过分渲染，但其不受注意则为事实。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根本观念是利己与自爱心，那段工匠们各为私利而忙的话，更已家喻户晓。然而，斯密认为二百多年来人们都误解他的思想，“自爱意味人必需做适当的事以自足，并避免成为社会的吸血虫”(页六十)，“屠夫和面包师不一定自私，他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之下为自己工作；在我(斯密)的时代，教会认为自私是罪恶，我不过指出自私亦可使他人受惠而已”(页六十四)。在《救救》中，斯密是上述二本书的混合体，他仁慈宽厚、果断、认真和绝对诚信，本书除了由亚当．斯密现身说法，解释他的整套哲理，还加插了一段爱情故事和一宗谋杀事件，令小说高潮迭起，吸引力大增。
根据《纽约时报》那篇特稿的透露，《选择》已是九十五家大专院校的指定课外读物，《看不见的心》 亦有二十五家大学采用，而《边际上的谋杀》已打进四百家以上的学府。经济学小说是“无痛学习经济学的方法”。事实上，“读小说学经济”，的确可收“易读易懂”之效!不少经济学教授把这类小说作为学生假期的“建议读物”，希望通过小说情节令经济变得生动有趣；不过，最重要的是，在阅读经济学小说时，主角们无时无刻不以经济学原理思 索面对的问题，这是诱导学生闯进经济学门槛的最佳办法。
谈经济学小说，当然不能不提艾．兰德(Ayn Rand，一九O五至一九八二)的三部大堆头小说《我们，活着的》(We，the Living)、《源头》(The Fountainhead)及《地球的震栗》(A11as Shrugged)，都与宣扬自由经济和她独创的主观哲学有关，不过，她推崇的是理智、自我、个人主义及自由放任，并非对一家学说的解读。
经济学既与“忧郁”和“沉闷”扯上边，其难读和难懂是不容否认的，正因为有此缺失，紧张刺激而经济学原理充满字里行间的经济学小说，才是有志于经济学者的最佳辅助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