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说，宏观经济走势从来都是一个很不容易说得准确的问题，而未来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除了需要分析短期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外，还需要研究短期问题背后的长期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增长时期。对2003年开始出现的增长过快苗头，宏观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总量调节措施：央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利率浮动幅度，财政部宣布采取“中性”或“从紧”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行政部门也采取了微观干预措施，包括国家发改委派出督查组清理投资项目、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银监会按“有保有压”的原则决定信贷等。从目前看，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主要表现在农业地位得到了加强，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投资、贷款和货币供应增速出现减缓。
但是，吴敬琏认为，这些调控措施存在过分倚重行政手段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措施乏力，导致存贷款实际利率为负，房地产价格预期上扬和其他消极后果；二是行政干预给地方经济和部分企业，特别是没有权力背景的民营企业造成较多困难；三是由行政机关来作出该“保”还是该“压”的判断，难免造成资源的误配置，从长期观点看，配置效率的下降恰好强化了过热的根源。
吴敬琏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还很低，所以需要快速地发展，包括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角度看，中国存在一种很不利于持续稳定高速度增长的现象。20多年来，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次这种情况，只要出现了好的形势，向新的高地冲击，几个月后就出现过热，煤电油运高度紧张，国家就要停下来调控。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有问题，追求的是一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九五”计划时期，国家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把增长方式从外延的、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的、集约的增长方式；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这项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在“九五”期间是有成效的，但近年来执行上却出现偏差。吴敬琏认为，近年来，在政绩前提和财政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把“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理解为“结构重型化”。许多地方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增长道路。而我国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十分紧张的资本资源根本无法支撑高耗费、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
对此，吴敬琏建议从五个方面着手制定未来的经济政策，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一，改善宏观调控。避免过分依靠行政手段的偏向，要善于运用总量手段和价格手段，从而保证在降温过程中提高效率。
第二，走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鼓励科技创新，采用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再者，注意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的发展。
第三，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坚决执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决定的各项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第四，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干预企业微观决策的权力，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协调，提供透明、公正的法治环境，政府必须廉洁自律，杜绝贪污和浪费。
第五，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实现人力资源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