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此之前没有人使用过这样的概念，那么“非典型市场经济”便是笔者在中俄两国经济学家的思想碰撞中瞬间冒出来的新词。
前不久，笔者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科学院。在莫斯科、叶卡捷林堡和圣彼得堡，我们同俄罗斯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交流的主要线索当然离不开两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随着讨论话题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双方极易沟通，共识之处很多。比如，在俄罗斯经济学家所忧心的种种事情中，有不少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我们所谈到的诸多改革难题，也几乎一下子就能引起俄罗斯经济学家的共鸣。
这显然与中俄两国均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均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直接有关。而且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有所不同的，只不过我们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时间早一些。问题是，基于大致相同的体制背景而选定并步入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是不是也会呈现出类似或相同的轨迹。如果会，那么这种类似或相同的轨迹又是什么？这种类似或相同的轨迹如果能够归结出来，又将会具有怎样的启示作用？
在中俄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中，除了各自的改革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之外，谈论较多、更受关注的一个话题，便是欧美等国同中俄这样的转轨国家之间的不同点。人们意识到，像中俄这样的转轨国家，尽管已经步入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背景不同、起点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故而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照搬欧美那样的市场经济制度。无论从那方面看，转轨国家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甚至最终建成的市场经济，肯定有别于欧美等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以此为线索，鉴于人们通常把欧美等国实行的市场经济称之为典型市场经济，不妨将中俄这样的转轨国家正在建设并作为改革目标的市场经济归结为“非典型市场经济”。
认识到转轨国家市场经济的非典型性非常重要。它启示我们，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们步入的、逼近的市场经济同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模一样。在转轨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照搬或移植的做法行不通。各国自身的国情加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才是我们可以依循的有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线索，对此我们已有太多的感受。
远的不说，单讲中国近年经历的一例。曾几何时，我们将欧盟国家实行的3%和60%的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控制线视作国际通行的安全线或警戒线，进而将其挪用于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水平的控制指标。每当有人担忧财政赤字过大、国债规模过高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引证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水平并未达到3%和60%，故而我国尚处在安全线和警戒线之内(1998年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之时出现的议论，就是一例)。然而，后来的两个发现竟使得这种引经据典式的论证不攻自破了。对于欧盟国家经济制度的深入考察告诉我们，无论3%的财政赤字控制线还是60%的国债余额控制线，都非欧盟国家历史经验明晰论证的结果，而是妥协的产物，因而它们都不是所谓的国际通行的安全线或警戒线。而且事实上，由于形势的变化，即便在欧盟国家内部，也已经出现了突破这两个控制线的现象并正在酝踉提升这两个控制线的水平。对于中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水平的深入调研提醒我们，无论财政赤字还是国债余额的水平，我们现在所能统计、所能谈论的，只不过是既有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大量的隐性赤字、隐性债务以及或有赤字、或有债务，尚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在家底不明的情况下，即便我们勉强把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控制在所谓的安全线和警戒性之内，安全线内也是不安全的，警戒线也是起不了警示作用的。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中国改革20多年中我们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其中的许多事项就可归结于照搬、移植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上。
中俄两国经济学家们似乎悟出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很有必要根据转轨国家的具体实情摸索出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设计出一种适合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再进一步，由于非典型市场经济有着诸多的不同于典型市场经济的特点，我们也很有必要建设一个根植于非典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能够解释并指导非典型市场经济运作的经济学体系。
这既是非典型市场经济这个新词能够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可能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躲不过、绕不开，非依循不可的路线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