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之前数年，新加坡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高达10%，此后只有两次接近这一水平，接下来就是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和对非典的恐慌中恢复的时期了。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预测约为3.5%，属于亚洲最低水平之列。
新加坡经济放缓不仅仅是因为油价高涨、过于依赖波动性强的电子和医药品生产。新加坡政府承认，该国用现代化的基础建设、政府兢兢业业的规划以及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来吸引外国制造业，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经济模式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一经济模式使新加坡人均收入达到瑞士的一半——人们常常将新加坡与瑞士社会相提并论。但是，竞争日益激烈以及东亚的工厂和经济重心迁往中国，逼迫新加坡另寻新途径。
为应对困境，新加坡尝试了各种办法。新加坡今年批准建立赌场，这只是政府支持下的众多巨额赌注之一。除了盯住医药制造以外，新加坡还将大量外来投资投入生物技术研究和电影制作行业，吸引私人银行，并将资金注入范围涵盖从印尼银行到俄罗斯电信的海外投资项目。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告诉本国拘禁古板的公民们应当放活络一些。对口香糖以及桌面脱衣舞的禁令也已经放松了。有人说，政府批准开设赌场基本上是试图为提升旅游业而营造氛围（这是时下流行的官方习惯说法）。
在这场刻意制造的热闹景象背后隐含着一项宏伟的规划：通过培养创造精神、革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将未来的新加坡打造成为充满活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但是，要给以华人为主的民众举办企业家培训课程，任何以此为己任的政府都需要通过一番努力才能有所进展。新加坡政府则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新加坡公民长期受政府庇护而不必冒险。结果，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找政府为他们解决问题。大部分人看来还乐此不彼。但是这样就很难培养坚韧不拔的独立精神。
其次，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体系受到严格调控，并相当倚重政府官员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能力。这种经济体制在赶超先进国家、目标相对明确的阶段尚有用武之地。但在经济发展的中断期日益增多的时代，这种体制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就越来越显得不适用了。
第三，蓬勃的革新和创新精神源自思想的碰撞和对知识的挑战，甚至杂乱无序的状态。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 有句名言说，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血腥统治下的30年中诞生了文艺复兴，而享受了500年和平与兄弟般友爱的瑞士，只会制造布谷鸟钟。这句话不禁跃入我们的脑海。
然而在新加坡，异议不受鼓励。一段死记硬背的教育史，一众温驯的、受政府操纵的当地媒体以及一个将反对党领袖告得穷困潦倒、急欲威胁或讼告外国媒体和博客的政府，这些根本无助于促进自由思考和抗争辩论。
诸如此类的态度和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工程上的手腕本来就是徒有虚名，就算新加坡政府真的想要改变现状，也要在社会工程上大费周章。新加坡政府如果把培养革新精神抛在脑后，固守自己的长项，或许更好一些。
这个国家还是有一些强项的：交通运输状况优良，工人训练有素、擅长精细工作，储蓄资金雄厚，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公共服务部门高度廉洁，在动荡的地区环境中一支独秀保持政治稳定。正如“一片糟糕社区里的一幢精美的房舍”，新加坡的这一优势不应低估。如果问问外籍管理人员为何定居新加坡，他们往往会回答：“因为内人觉得这里很安全。”这句话还算不上“新经济”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与其试图让新加坡这只上了年纪又不愿冒风险的老虎学习新本领，还不如多讲讲这句话，效果也许会更好。
( 作者：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5年07月14日 星期四 译者/孙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