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提出欧元的建议有十多年了。一九九六年我与佛利民谈到欧元的可行问题，他认为行不通，我同意，但今天回顾，大家的理由不一样。蒙代尔是个天才，想得深入，他的建议不能漠视。佛利民认为不同国家的政治不同，失业率不同，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不一样，统一欧元是要成员国家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行不通。
二○○三年欧元表现强劲，佛老的看法受到质疑，他认错，但认为十至十五年后他的看法还会是对的。该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在这里发表《欧元高处不胜寒》，指出当时欧元成员国家的失业率有很大的差别：从三点六至十一点四，其中重要的德国与法国分别是十点七与九点三，都是极高的失业率。
传统理论的看法，是经济不景、失业率高的国家，可用增加货币供应的方法来处理。通缩不利就业，通胀利之，于是带来佛老的每年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对经济有利的看法。这一点，欧美有多年经验的支持。
我与佛老对欧元的看法虽然结论一样，但细节不同，主要是从中国今天的经验看到了差别。中国自一九九五年起通胀的跌幅很大，至一九九七近于零，而九八起有通缩，九九的通缩率达百分之三。不止此也，因为物品与服务的质量在同期有很大的改进，不容易算进去，当时中国的通缩率应该远高于百分之三。无从估计。一个可能是夸张的实例：上海一间房子一九九八年装修，人民币八十万；同一房子，二○○三年五十万可以装修得更好。
有上述的严重的通缩，中国的失业率上升了吗？没有。一九九七至二○○○皆为百分之三点一，二○○一为三点六，二○○二为四点零——都是不高的数字。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中国与西方不同？想了良久，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劳工合约与西方的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有的要不是件工，就是低底薪加分红，此外工人要走就走，雇主也可挥之使去，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过高的最低工资的政府规限。这是说，中国的劳工合约比西方的自由得多，通缩对失业没有明显的影响。
二○○○年的春天，曾获诺奖的J. A. Mirrlees到港大演讲，提出他的失业理论。我指出他的理论是基于传统的工资合约，但整个中国不容易找到那种合约，而在中国盛行的分红或件工合约的安排下，他的理论不可能对。两年后我在《经济解释》卷三的第四章第八节发表《失业的理由》，强调合约安排对就业的重要性，可以传世吧。
回头说目前欧洲（与欧元）的困境，他们有的是没有弹性的工资合约，加上工会势力庞大，经验是：加薪皆大欢喜、减薪一起反对。不是新现象：工资下降有顽固性，凯恩斯在一九三六年就指出了。但凯氏可没有说：这是合约安排的问题——分红合约或件工合约不会有此顽固性也。七十年前，美国在工会势力下，件工变为不合法。
工资下降有了顽固性，货币政策对处理失业是大有用场的。增加货币供应，搞起通胀，效果是增加消费外，实质上减了工资。这对失业会改善，但怎可以说是上选的经济政策呢？还是回到经济学的第一课吧：市场的运作要让合约自由选择，要让价格或工资有自由浮动的弹性。欧盟如果做到这一点，蒙代尔的思维没有错。
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