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资企业与跨国公司中存在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其产生根源是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和冲突。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在古代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曾占据重要地位。而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文化体系，则与中国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管理的中心问题是对人的管理，以这两种文化对人的认识为例，管理的中心问题是对人的管理，中西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认识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一）
在人的本性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基本上持“道德本性论”，他们眼中的人是一种“道德人”；西方古代思想家基本上持“理性本性论”，他们眼中的人是一种“理性人”。当然，在思想史上，这只是一种主流或典型的观点。
（二）
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偏重于群体秩序中的个人，讲人伦；西方古代思想家偏重于个人组成的群体，尊个性。前者从群体的尊卑秩序讲个人，后者从个人利益讲群体。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主张是：群体是尊卑有序的，在群体中的个人必须按其所处的等级身份行事，这些主张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行为。而西方古代思想家不讲“纲常”人伦，他们最关心的往往不是群体而是个体。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力特提出“原子论”，把城邦中的个人比喻成“独立存在”的“原子”。柏拉图和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为这些独立的个体戴上了理性的光环。
（三）
从人与国家的关系看，中国古代思想家往往都是君主制的拥护者，偏重于探讨君与民的关系，有“尊君保民”的思想传统；而西方古代思想家偏重于探讨国家的起源，有原始“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传统。前者强调国家政权应保护人们的正常生活，后者则强调国家政权应体现人们的意志。
（四）
在人的权利和义务方面，西方古代思想家重权利轻义务，并直接去探求一个人究竟有哪些权利；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权利和义务渗透在宗法人伦之中，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萌芽思想。如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上，强调的不是单向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双方互有要求，“君惠臣忠”。
（五）
在人生的价值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视“修身为本”，把“善”放在价值观中的首要位置。孔子讲“仁”，孟子讲“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都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而西方古代思想家则强调“真”的重要性。康德先有所谓“纯粹理性批判”，然后才有所谓“实践理性批判”，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中西文化传统的这些不同特点，给中西方的管理打上鲜明的烙印，并广泛地渗透到管理的各个层面，从而突出体现在组织、领导、决策、经营、人事管理等各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