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申明，并不是因为他写了我，而我才关心这本书，实在是因为陆新之对于2004年产权改革所引发的思考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对于关心产权改革的读者应该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在获得陆新之同意后，我将该文摘要刊出，文字略有删改。
去年夏天，人均GDP已经超过一千美元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之际，一场学者演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位生于台湾、学自美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商业演讲中，批评了中国最知名的民营企业所有者之一的顾雏军。郎指摘顾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而顾随即控告郎诽谤。
类似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时常有所闻，但是这一次的激烈程度、牵涉范围和反应强度则超出了大多数人（包括郎咸平本人）的预料之外。中国是现在全球市场化历程之中最大规模也是最重要的尝试，在计画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产重新分配是否能够以公正的方式进行，成为十三亿人口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社会情绪爆发
公众逐渐发现，一些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探索者，原来他们身上存在天使与魔鬼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显然是那一代人中几乎最勇敢、几乎最精明、遇上了几乎最好的机遇，他们把握住了社会变迁的潮流，提升了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具有难以完全控制的本能，凭借对商业游戏规则的熟悉，将原来不属于他们的资产，在灰色地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成为自己的财富。
这个事件之所以迅速掀起轩然大波，无疑是某种积累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情绪喷发而致。中国改革前十五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带玫瑰色的美好梦想，几乎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不合时宜的体制被冲破之后，人们分享到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有失利者，几乎接近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理想状态。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传播。
但当改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经过冷热变化，进入另一阶段之后，利益的得失变得对立起来。那种皆大欢喜的平衡感被打破了，贫富分化和商业竞争的激烈，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起码的补偿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渴望摆脱不安
相当多的人群渴望摆脱不安定感，经济需要在高GDP时代的新秩序和新规则。朝向市场化、民营化的产权改革，不再是不需要证明，就能获得一边倒社会认同的金科玉律了。郎咸平风暴，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我所见的郎咸平，有人说，同样来自台湾，同样是以学者身份自居，同样说话火药味十足，郎咸平就是另外一个李敖。
不，郎比李杀伤力还大。——一位曾经和郎咸平合作过的主编开玩笑说，这幺说的理由是，李敖只在台湾骂，而且现在来看，李敖骂的影响力，确实比不上在内地也疾言厉色的郎咸平。
无论如何，2004年对财经界而言，都有一个名字很难绕开，那就是郎咸平。这位头发斑白、表情丰富又深受媒体追捧的华人海归授，不管你对他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炮轰了内地声名赫赫的企业之后，在反对声音汹涌袭来的时候，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在讲坛和采访之中发出自己爱憎分明的声音。
只用资料说话
有人说他是股民守护者、是社会良心。他说谢谢了，但我不搞传士那样的道德批判，我只是一个坚守自己学术信仰的学者，没有被神化的必要；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暗示他不厚道、无耻。
他说，我只是用资料说话，把我的研究结论公布给社会；媒体说他是学术摇滚，说他自称要当谢霆锋和小燕子。但是他说，这些只是戏言。
不平则鸣。这是我对认识三年多的郎咸平的最大感觉。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反对人民币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虽然这些结论学界还存在争议，不一定很能为外界接受，但是这都是他长时期研究的结果，所以他会不断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