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记者韩雪萌

　　特邀嘉宾：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教授

　　7月21日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此前，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国内都经过了好几年的辩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教授，是一位长期以来关注人民币汇率改革，从事汇率理论与改革研究的经济学家。日前，胡祖六就当前中国的汇率改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主持人：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中国放弃了跟美元挂钩的汇率，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这么一个决定，您怎样看待？

　　胡祖六：人民币汇率改革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对于这么一个决定，平常对汇率不太关心的朋友，觉得来得太突然，有点出其不意。但是，对像我这样长期以来一直高度关注汇率的理论与实践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么一个举动其实是意料之中，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行动。这个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金融的稳定，也对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非常积极正面的。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7月21日的汇率调整，是一个明智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

　　胡祖六：为什么说是明智之举，这是因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种更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它符合中国最佳利益。我想有三点最根本的理由。

　　第一，中国需要一个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在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新生市场国家、转轨经济国家，货币政策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最核心的政策。中国为什么需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这跟中国国情有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经济体，经济周期并不总是跟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全球经济完全的吻合，或者说相关系数很低。中国需要有货币政策自主权，以便针对本国经济需要来灵活调整货币政策。过去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对中国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们必须随着美元的升降而升降，丧失了货币政策上的主动权。主动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而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使中国重新得到对货币供应的自主控制权，将大大提高包括利率工具在内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而减少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时对传统行政手段的依赖，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第二，中国是个转轨经济国家，正处于结构改革的关键时期，无论国企，银行体系、中西部经济、还有东北老工业经济，都存在薄弱的环节需要扭转。尤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正在履行承诺，大规模实行贸易改革，在零售、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也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开放，中国贸易改革的力度与速度在今后三至五年将会远远超出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国类似的努力。这些全方位深远的改革，从长远来说，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益，但是在过渡时期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国内经济，包括产品市场与劳工市场带来冲击，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冲击，中国有必要实行灵活的汇率以避免国内与外部经济的严重失衡。

　　第三，今天全球外汇市场复杂多变，日交易量高达数兆美元之巨。世界三大主要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都是浮动汇率制，汇率急剧动荡，十分不稳定。新生市场国家，把货币与美元或日元这样的货币挂钩，实行固定汇率，这实在是一厢情愿，因为这很难持续，我们看过去20年太多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这些沉痛的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吸取与借鉴。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固定汇率所固有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不只是发达国家，也包括新生市场国家，甚至包括大部分转轨经济国家，前苏联东欧的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

　　主持人：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内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担心人民币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

　　胡祖六：如果人民币只是温和地升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非常轻微的。汇率的变动并非出口增长的主导变量。对中国出口行业来说，纺织也好，家电也好，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准入。只要有外需，有市场，中国的出口就有生命力。中国有几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外商来华投资，把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能够保持出口较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只要美国的市场、日本的市场及欧盟的市场不对中国产品实行歧视性待遇，市场对中国保持开放，中国的出口就不会失去竞争力。

　　主持人：中国目前是一个经常项目开放、资本项目还处于比较严格管制的国家。现在，中国主动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采用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机制更加灵活而富有弹性，这对于今后的金融改革与市场开放，有什么意义？

　　胡祖六：在中国尚未开放资本账户之前，先行引入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比较符合审慎渐进的金融改革顺序，按国际经验来看，是明智合理的。那么，在采用了有管理的浮动后，中国应加大推进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重组改革，争取未来三五年内中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变得更加健康、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