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昔日蜚声国际学界之华人，今日遂成大陆是非之人也。
五常性好事，又多行于庙堂江湖，于是谤誉如影，迤逦随形。
据我所知，张五常仅去年一年，纵横大陆东西南北，进出大学近十所，演讲亦十余场；且不计与人私相授受。其在大陆学界之影响，如日中天胜早年。
十余年前，张五常携《卖桔者言》一小册子登岸大陆，挟西学之精准与中学之传神独步神州；善一者尚难，先生锻打二者于一炉，出神入化般使来，遂炫我国读书界于一时。先生两度蒙我国首脑赐见，始荐世界智者诺奖得主于高层，名声始播于中国。
一九八九年后似销声匿迹，仅闻其仍授业解惑于港大，领衔受职于经济学院之魁首。
其后，名声于大陆又渐起，实乃本报之功或之过也。大陆莘莘学人及好知识之人，大都从本报阅读其文章和报道，方了解其早年在美国求学治学之概况，知其与国际经济学大腕巨擘过从甚密，相斥相呼；知其曾蒙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颁奖仪式，受命解读宣讲科思贡献及制度经济学中玄奥与真谛；知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经济学本身的许多剀切直率，狂放不羁之言。
不过，最近之＂张五常热＂，似与本报无甚关系。他在大陆的一些演讲本报没有报道，他自香港多次于本报的传真有近半未与刊用。我想此热乃近一年来，张五常自己汲汲奔竞于大陆南北，拍案惊奇于座座学府所致获。
然而，＂张五常热＂之中，已不似往昔都是喝彩溢美，已有批评相杂，谤誉参半了。
诚然，先生才高性爽不甘寂寞，如今邀理解溢美近身于外，已胜早年锤险凿幽学问于内矣。此情非不可解，亦非不可囿。先生中早年驰骋国际学界，横枪跃马与高手相切相蹉，甚洽甚欢；如今辗转留居于亚洲，郁闷久矣。经济学乃西学，为东方之新陌；先生学问湛深，难为周遭真挚欣赏。加之香港为锱铢必较之地，先生更是常陷恨无知音赏之长夜。老之将至，恰逢国家建设与学术布新，知音难觅遂求廉价；欲求廉价，必诉廉价所能悟之俗事。于是，先生忍辱含羞夸饰于世，以邀廉价之理解。然张五常何等人杰，此景断难真正愉己娱己。由是，先生常在狂言痛笑后，有缄默、有愠怒、有轻侮之色乍浮。先生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高处，又不独怆然而涕下，将何以堪！
我本掮客，混迹于斯文，蒙学人赐思想以售。孜孜挣扎于办报，不求闻达显赫于学术（也无此才具），见两报载文专撷先生此段英雄之暮，遽觉有失，且待人似薄。鄙人固陋，不知忌讳，径陈浅薄。
“吴敬琏忧患”
我以为，张五常散文、张五常经济研究样式之于中国经济学，乃至对整个中国的涵义，迄今并不为更多人所理解。我想，从工具的掌握、工具的运用以及最终传达这几个环节，反思我国的经济研究状况；然后尝试回答张五常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五常早年赴世界经济学重镇美国求学，天资过人又遇名师指点，且后又与名流唱和有时，长期浸淫其中，烂熟当时经济学武库中诸多利器于大洋彼岸；在其千变万化的运用中，原理如影随形（参见《卖桔者言》）。按理，这本该是经济学的童子功，但中国经济研究界却在这里常露破绽。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及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分析，以此为基石，经验归纳地或逻辑演绎地生发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及分支，它的作用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前提；通俗地讲，就是伸出如来佛的掌心，告诉研究者就在这里翻跟斗吧；让你少胡思乱想，少胡说八道，节约你的学习和研究成本。
有几位经济学家曾赐教于我。他们认为，对从事经济研究或从事制度资源配置的人来说，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原理是一块试金石，它可轻易就判断出此人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如何；对研究者说来，抬笔论理即知，对官员说来，张口行事就晓。
训练有素或者有此直觉者，尽管面临事物错综复杂，论理行事虽不着原理一字，但却尽得其风流。对此原理没掌握或没感觉者，常常是对象愈复杂，他也随之愈糊涂；情形如陶渊明在《桃花源》中所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种情形，在中国经济研究及制度资源配置的实践中并不鲜见。仅说研究，不少经济研究著述和言论，对原理不甚了了，或者因其简单遂以轻视而没有感觉；说事析理，写文章搞研究往往是从原理的某个派生环节出发，甚至你搞不清他的出发点和前提藏匿在哪儿，忘了“经常回到基本原则去”（恩格斯语）；洋洋洒洒浩浩荡荡而来，归去时，常常是只剩下一堆经济学名词术语和自己恐怕都拿不准能否实现的愿望，始终未让人弄明白事情究竟为何如此或如彼。一些官厅学者文章除留下愿望外，还尚余一些具体材料和信息；而一些大学教授、科学院研究员除了愿望外，就愈发不着边际了，只剩味同嚼蜡、来历和形迹皆显可疑的教条了。
我想，这种情形大概与中国经济学出生时间不长，且又多与意识形态等其它东西勾连纠缠有关，跟中国以往经济学教育水平低相连。当然，作为一门正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中一路千辛万苦挣脱出来，本质上属于事实判断的学问说来，上述纷扰混乱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相对于一个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跻身世界角斗，正嗷嗷待哺经济学理性的国家而言，我猜，难保不心烦。
对原理缺乏把握和感觉，极易感情用事。去年，一位在今日之中国影响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挺身前出，仗义执言，痛斥中国资本市场黑幕，怒掀笼罩其身的“皇帝新衣”。凭心而论，他的前出与诤谏，在如今人心不古的世道，让人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已久违了的风骨和良心，也衬现出了另类的无耻与厚颜。此事及我个人以前之亲历，先生品性高洁堪称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
数年前，我将一篇作者来稿之标题编辑更名为“吴敬琏忧患”，意即概括定义，在历代我国知识分子中一脉相传下来的那种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依然忧国忧民，且宠辱皆忘，生死置后，沥胆直谏的情怀。但是，经济学家不仅要“铁肩担道义”，社会分工决定了这个阶层更重要的是“妙手著文章”。若以此论，我对吴先生有遗憾。以我办报十年之管窥，吴先生撰文言论多以道德为据，而非经济析理，以感情好恶举褒贬，而非以成本收益抉取舍。经济研究的见识高低深浅，不可依德高望重来判断。若经济决策以德高望重取言，德高望重者感情用言与现实偶合尚好；否则情形可能还愈发不堪，为祸甚于人微。如吴先生指斥中国股市如赌场（我以为真像赌场倒也罢了，赌场还有公平和秩序。但情形是，我们股市还不如赌场，因为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有恃无恐地看底牌）。
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二级市场一端，而在于最初为资本市场配置制度资源时就有偏颇，对国有企业、国有券商、会计审计师事务所等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化问题没研究清楚，只将其追求习惯假定为与社会目标相容的享受优惠的特殊市场参与者。否则，怎会光有其圈钱提钞的激励，而不见具体实在之峻厉约束呢？事情滥觞于此，顺流而下，有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经济学家谈这类问题像股民般气急败坏，而不是研究以往和现在制度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何在，以及当今如何审时度势寻找低成本的补阙之途；就此而论，“忧患”情真义切，但质量却不高。尤其后来又一些经济学家接踵而至，用意良善地相互厮打争闹（所谓“论战”，毋宁说：“混战”），与百姓有何异呢？于国家、于股市又有何益呢？自去年6月的股市不啻于一场金融风暴横扫，中国经济研究界从中又吸取到什么呢？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原理不是不熟悉、不自觉，而是怀疑其能否一般化。比如最大化问题，就有学人指出中国古代左右局势的人对经济财富增加并不怎么上心。但我认为，这不是最大化不能一般化于古代某个统治集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有古代统治者对经济不上心，并不证伪那时那个集团不存在最大化问题，只是说明最大化的内容有别于今。比如他们追求的是民风纯朴，人人尧舜，教化牧人或其他目标罢了。而不能因其最大化内容让我们感到奇怪和新鲜，就说最大化问题不能一般化。而最大化存在，就有成本问题踵接。就拿教化牧人的最大化目标来说，就存在成本收益问题。如历史上的科举替代以往的荐举、察举、九品中正制；科举的考试内容由四书五经替代诗词文赋，科举中第标准最终格式化为八股文，大都跟节约教化牧人选拨干部的成本有关。否则，事情就很难理解。
如对比一下美国人的经济学素养和理性更有意味。前两年我在京与杜润生老人聊天，他认为，当时的需求走低可能给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的改革平添了难度，因为要拿捏政府调控刺激经济与政府干预之区别难度高，且官吏猫腻多，城市化可能是将发展与改革之利兼得的一个办法。受杜老启发，我找曾帮助我采访诺奖得主的那位美国朋友（未学过经济学），请他帮忙联系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市长，采访城市化问题。那朋友闻后先愕然后善言：“不好办。你想想，他们支付时间接受你采访，他们的好处在哪儿得到？繁忙的市长与大都退休的诺奖得主不一样。”此番话可见经济学理性对美国人行为支配如影随形，时间成本之于退休的诺奖得主和美国城市市长是大不一样的，且成本之高低影响着对收益的预期，诺奖得主给你时间，对回报要求可或有或无；但市长可不行，因为在他看来，在一个遥远中国刊登一篇他的采访，回报几近于无。
另一个例子即是去年筹办“全球金融评论”时，见美国财长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保持美元之强势对美国的成本和收益”，上来就紧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之穴位。可见其政府做事不光考虑要达到目的，更重要的是深究比较、穷觅成本更低的制度资源配置（而不是考虑什么美元强势弱势的“面子”）。甚至，可能因挖掘发觉出新的约束条件，发现成本太高不划算而放弃开初所欲的“最大化”。
若与洋人对比，恐怕更显我国专司经济研究的人对原理工具之隔膜。而这对熟谙西方的张五常看来，情形可能迹近荒诞，依他性格会大呼“惨不忍睹”。若不如斯，他怎会自费布道于大陆南北东西；怎会在退休赋闲后，还心急火燎为大陆学人赶写《经济解释》一书；他怎会危言耸听以惊麻木？张五常宣称“不读书”，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劝人不乱读书，不妄言，读好书，听玉言，以求学习效果之“最大化”呢？如今气功大师、算命先生与经济学家为伍相傍，周游列省，做报告当顾问，已成我国一大景观和时尚。
一方姑妄讲之，只要你给钱；一方姑妄听之，只要你被“展览”。面对现实中那种似满腹经纶可一触现实具体即乱章法的研究者，那种满口“博弈”、“模型”，行文演讲却不见成本、约束影子的“任督二脉未通就宣称气功大师”的人（黄有光《有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本报2001年9月14日第四版），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弄成这般，张五常极而言之地大吼一声“不读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这样一位汲汲心系于中国发展富强，中国学术水平提高，日夜眷念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学传教士，我们是否应该心怀感激，撩衫屈膝？至少，不该以瑕掩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