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的汇率政策，而非一次性的升值，才是关键所在。更灵活的人民币，使中国重新获得对货币政策的控制，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稳步走强的人民币，将缓和中国因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承受的痛苦，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还有助于中国抑制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如人们所预期的，改革促使其它亚洲货币实行更大灵活性，马来西亚就立即效仿中国。亚洲货币升值，加上欧盟和日本刺激需求的有力政策，以及美国控制财政赤字的坚决战略，都是纠正愈演愈烈的全球失衡的必要条件，失衡令世界经济面临风险。
虽然人民币很可能继续对贸易伙伴的一篮子货币升值，但这已不再是一种单向赌博。即使在新的汇率制度下，中国人民银行(PBoC)仍保留了进行干预的权利，以免出现过度投机。明智的经济政策、健康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持续的资本控制措施，应该对阻止短期投机资本流动大有帮助，从而抑制人民币大幅波动。
中国有管理的浮动制度尽管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还是有道理的。内在的灵活性让人民币可以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而“管理成分”仍满足政府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强烈愿望。与纯粹的自由浮动相比，这种混合机制能防止汇率过度波动，避免对外贸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没有去追求难以企及的“完美制度”，而是明智地专注改进已经到位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运作，并开展更为广泛的中期金融改革。
首先，中国应证明人民币真的具有灵活性，以建立新货币制度的可信性。这意味着，除非市场异常动荡，否则中国央行基本上不应主动干预外汇市场。如果市场力量令人民币在12个月内升值10%到15%或更多，央行应学会接受。中国应抵制操纵汇率的诱惑，操纵汇率会破坏基于市场的机制，造成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其次，扩大私人部门的参与，以建立有竞争的外汇市场。外汇交易应不再局限于几家获得许可的国内银行，最重要的是，央行本身的统治地位应有所减弱。市场应向所有已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这些金融机构应能直接同它们的顾客进行交易，包括国内企业和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更大范围的参与，将提高交易量、流动性，并增强竞争，使即期汇率更好反应基本的供需关系。
第三，加速开放国内利率，发展在岸外汇期货市场，并引入衍生工具，使金融机构和企业可对冲外汇风险。
第四，加速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改革。汇率制度不能替代高效率国内金融体系的关键角色。中国正忙着对几家大型国有银行进行重组、资本结构调整以及部分私有化。管理得当的银行乃至非银行金融机构，能更好应对灵活汇率带来的货币风险，形成金融稳定的基础。
最后一点，随着中国将其境况不佳的金融部门，稳步改造成更健康、更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它应该逐步放开资本控制，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完全自由兑换。将来，人民币汇率不仅将取决于贸易与长期资本流动，还将取决于跨境投资组合流动。
如果中国稳步实施这些政策改革，并在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方面赢得国际信誉，人们不难预见，人民币在全球商业与金融领域的地位将日益显赫。人民币很可能在10年内加入美元、欧元与日元的行列，成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第四种主要储备货币。
作者是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总经理，兼任清华大学教授。
译者/李裕
2005年08月4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