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邀请中国人民银行(PBoC)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长金人庆，有望为中国正式加入七国集团这一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此举将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中国正越来越重要：无论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七个经济体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贸易国。
但我们应该希望，七国集团的动机不只是把中国拉进一场有关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讨论中，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类似于1985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所规定的币值调整。《广场协议》曾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成为导致90年代日本陷入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的祸首之一。
尽管许多外国分析师和游说集团聚焦于中国的汇率(他们大多声称人民币汇率太低)，中国政府更为关心的却是具备合理的汇率机制。在确信正确的汇率机制已经到位之前，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屈从于外国的威逼而轻易调整汇率。
目前，中国实际上是将人民币汇率钉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中国9年来一直维持这个汇率水平，并在1998至1999年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贬值压力，还在过去18个月中经受住了升值压力。
在以上两种情形下，中国的坚定立场都被证明是正确的。通过观察“实际汇率”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即根据中国国内价格水平与其贸易伙伴国的差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相应调整。1997年，人民币实际汇率大幅上扬，促使外界呼吁中国政府让人民币贬值。但中国政府毫不动摇，到1999年底，实际汇率已回落至危机前的水平。
同样，人民币实际汇率在2002至2003年间大幅下跌，促使外界呼吁让人民币升值。今年，(由于通货膨胀)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开始攀升，到明年年中可能会回升到2002年年初的水平。
因此在中国政府看来，抱怨人民币低估或高估的国外批评人士，只是受了短期涨跌循环的迷惑，而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会尽力忽视这些短期变动。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问题在于汇率机制能否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不造成失衡现象，比如大量资本持续流入或流出，或者高通胀或通缩。
总体而言，现行汇率政策达到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为保持固定汇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弥补1998至1999年间坚持高估货币造成的通缩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赤字支出来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手段，结果其内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997年的7%升至去年的近25%。
近期，人民币低估引发了大量资本流入浪潮，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用大规模干预措施及严格的信贷控制加以遏止。
但这些代价总体而言还是相对较低的。假如中国在某个新水平上重新钉住人民币汇率，或转而采用浮动利率，代价可能还要高。正如实际汇率的证据所显示的，调整汇率钉住水平将是多余的(1998至1999年的通缩和今年的通胀都取得了相同的效果)。
此外，频繁调整钉住水平不利于中国汇率政策的信誉，并加大投机性压力。另一方面，浮动利率会让中国面临资本大规模进出的风险；在固定利率和资本控制的框架下，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够庞大了。
不过，到了一定阶段，汇率僵化的代价将开始超过益处。那时，中国预期会转而实行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
因此，关键问题并不是“中国的货币低估了吗？”而是“在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之前，中国还能等多长时间？”粗略的估计是，中国当然能在现行汇率制度下再坚持三年，也许能达到四、五年。但终究不会拖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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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季刊》是一份独立的财经刊物。自199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和商业环境。该刊物的主编、资深财经记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和阿瑟•克劳博(Arthur Kroeber)积累了25年的新闻经验。该刊物还登载研究专攻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和记者的文章。乔•斯塔威尔是《中国热》(The China Dream)一书的作者。本专栏每双周一在《金融时报》独家刊登。（作者：《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编辑 译者/李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