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最新的消息证实，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因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依法审查，其本人已经承认挪用3亿元资金；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格林科尔系旗下上市公司争相脱离掌控。5月份以来有关顾雏军和格林科尔的种种疑问终于近乎尘埃落定。

  

　　事隔一年，主流经济学家再次站在公众情绪的风口浪尖之上。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主导大学课堂和权威期刊的主流经济学为何屡遭老百姓的白眼？

　　傲慢从何而来

　　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讨论被不适当地扩大出了学术界，并坚持认为在学术界，基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对错不在人数多寡。但我们仍不禁疑问：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远离大众？精英团体为何背离大众情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主流经济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假定现实中的人是经济人，他们在现实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而现实改革路径的选择正是这些相关经济人博弈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果却不能为大多数当事人接受呢？这些问题确实令人费解，笔者的如下思考或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想象空间。

　　主流经济学家首先忽视了与大众沟通的方式，不应盲目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知道，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豪的是像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样能同一般民众交流的大家。而从这次民众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看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入人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老百姓听到诸如“腐败能够增进效率”、“看到城市交通拥挤时，我就感到欣慰了”之类的言语，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其中的“思想”的。

　　其次，主流经济学忽视了公平。当琼·罗宾逊夫人(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风趣地说“经济学节约了爱时”，我想她指向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隐含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清晰的，即以效率为最高、甚至是惟一的标准。而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自由竞争是达到最高效率的保障，因此，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再次，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另一原因源于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性。在这次讨论中，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走向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各个学科研究的层次不同造成的。经济学之所以是一门显学，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是更加务实的学科，更多地着眼于当前条件下的现实问题，反对做远离现实的批判。这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属于较低的层次。在其他学科站在较高层次上对现实提出各种批评时，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说，在现阶段只能达到这种次优状态，理想状态只能渐进地实现。

　　最后，主流经济学引起不满有其客观的一面。中国改革前20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而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改革没有失利者，即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理论得以大量传播深入。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这样出现了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很好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

　　总之，主流经济学失去大众的尴尬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注意到这些原因对于争论各方和一般大众都是有所裨益的。

　　质疑有失偏颇

　　市场经济中，企业成败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由于此前的恩怨，科龙事件显然意味深长。与去年不同，由于有了眼下这个确凿证据，针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由质疑再次“失语”和当初信口开河，很快转向了更深入的谴责：很多报刊评论一起发动对主流经济学家良知的拷问，认为主流经济家代表了转轨时期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屁股决定了脑袋”。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就事论事地看，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推的民营化显然并不是导致此类严重问题普遍发生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不能将顾雏军的被捕和格林科尔系的坍塌随意推而广之，得出所有民营化企业都存在类似问题的结论。单凭个案不能否定整个民营化之路，也不能轻率指责主流经济学家别有用心地将国有经济引入歧途。

　　其次，此次事件固然验证了郎咸平此前的判断，但这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失败。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一个结论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否认朗咸平所指出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存在，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也早有关注；但他们不能同意郎所开出的处方，即无条件地认定国有比民营更有效率，进而应该终止现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这才是争论的焦点。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是，在像家电这样的以盈利性为惟一目标的竞争性领域中，效率是惟一的维度，而民营产权和国有产权相比具有监督和激励的效率“比较优势”，因而民营化必然是一个增加社会总财富的福利改进。

　　当然，由国有向民营转变的现实中，国有资产流失屡禁不止，难以杜绝，这是事实。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置之不理，甚至讳莫如深，原因在于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他们认为很难找到一个最优途径完成这个过程。针对公众对民营化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郎咸平说国有化，而这是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下，被“内部人控制”的国有资产会像夏天里的冰棒一样融化消失，这难道不也是流失吗？结果是，对目的(效率)的执着追求足以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过程中的瑕疵(不公平)。

　　如果人们能够相信如上分析确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那么，质疑主流经济学家良心何在，甚至指责其为自身利益而向顾雏军们大开方便之门就是有失偏颇的。你可以说一个人的逻辑推理有问题，但你不能根据他的结论对谁有好处就认为说话者得了某人的好处，代表了某种利益。

　　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对顾雏军的支持符合其一贯逻辑，我们不能一方面呼吁学者要有独立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旦他们得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扣上代表某某利益集团的帽子，如此做法不能以理服人，于事无益。

　　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顾雏军和格林科尔只是一个不争气的个案，在“郎顾之争”尚未完全消逝之际落下马来。然而，期望主流经济学就此偃旗息鼓，远远不切实际，而诉诸“良心”和“利益集团”之类的批判至多只能起到隔靴搔痒之功效。因为，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