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实例吧。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的广东省率先开放，广东人民也率先富裕。富起来的人民，购买力就比别地方的人民强。与广东比邻而居的江西农民，当然欢迎出价高的广东人来收购自己生产的大米和生猪。这样，问题来了：江西的大米生猪源源不断卖给广东，江西城市的供应怎么办？要江西的城里人竞争出价吗？他们出不起，因为江西尚未开放，城里人的工资比不过广东人。
出不起价，江西人民难道就不吃米不吃肉？当然没有这回事。江西人民不能竞价，但他们可以找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当然管不了广东的需求，但可以管江西农民的供给。于是政府下达指令，封锁粤戆边界，江西农民在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之前，不准把大米生猪卖给广东。
大多数农民听从政府指令。也有一些 “老表”比较调皮，不听这一套。摆明卖给广东人可得高价，为什么一定低价卖给省内？江西人固然爱江西，但是票子问题又岂是儿戏？因此，封锁与反封锁之间，发生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最严重时刻，执法者甚至鸣枪告急。
这就是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起源于众人——广东人、江西城里人以及江西乡下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广东人出高价收购大米生猪，江西乡下人高兴，但江西城里人难受；江西省政府下令封锁边界，江西城里人收益，但广东人和江西乡下人都受损。众人利益差别很大时，连大米生猪都有严重的政治含义。
怎样处理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呢？中国的经验里有两套办法。一套是计划经济。就是把众人的收入搞得比较平均，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在城市凭粮本、肉票分配农副产品。早年世界银行的专家来华考察，作过一个概括 ——中国人公平地分配了贫困。是的，用行政手段可以抑止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代价是不能刺激生产，从而市场的商品永远短缺。
另外一套做法就是逐步开放市场。收入差距使经济问题有了政治含义，政府当然要面对。在转型时期，适当的权宜之计，包括价格管制、市场封锁、票证分配，但用无妨。不过一定要给市场留下空间，特别要使高端的需求，成为刺激供给的力量。当供给增加到可以满足各层次需求时，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就淡化了。于是，商品回归市场，经济问题回归经济。
是的，当年的大米生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其他各项，包括蔬菜、水产、牛奶、烟糖酒茶、棉花、布料乃至种种日用品，也都是这样解决的。人民的生活由此富裕了起来、自由了起来。谓予不信，我们再到粤赣边界考察，看看尚有愚蠢的“封锁线” 否？
有政治含义的经济问题不会全部消失。时势变化，在旧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近来居民关注、市场紧张的政府房地产调控，不知读者怎样分析，我看其中的政治含义很强。比起当年的大米生猪问题，今天我国的居民收入差别更大，跨城乡、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需求流动性更强，而限制住房供给增长的条件也更苛刻。这些都使今天的住房经济，不能不具有更强的政治含义。
类似且有关联的，是“宏观调控 ”、农地转用、税制改革、股市发展、金融开放、垄断行业、以及教育、医疗和文化的发展，有哪一个经济问题不是带有政治含义？挑战在于，处理这类问题的历史经验，面对新的约束条件时，还管用吗？
这就是本专栏感兴趣的话题。两位作者 ——兆丰和我——希望读者也来关心这些话题。要预先说明的是，我们不打算把经济政治放到一口大锅里来 “煮”。我们的取向是，努力用学来的知识传统，把复杂的问题分开处理。
周其仁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题目包括土地产权和承包合约、乡镇企业、以及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
1989年至1991年，周教授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秋季进入UCLA研究生项目，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季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任教。
周教授的研究兴趣广泛，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 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周其仁教授发表的作品主要收集在以下文集内：
《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 1988年版）
《农村变革与国民经济发展（上、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数网竞争》（北京三联2001年版）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出版社 2001 年版、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2002年版）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收入是一连串事件》（香港花千树出版公司2003年版、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文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 08月16日 星期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