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50位“亚洲之星”揭晓。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授予了一位财经记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她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胡舒立是最早觉醒的一批人，进入新闻行业后，尽管走过弯路，但她始终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潮流，并自觉地用职业记者的独立思考和专业主义精神参与和影响着时代的变革。”业内人士这样评价。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1992年在《工人日报》工作；1991年出版《美国报海见闻录》；1992年加盟《中华工商时报》，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1998年初，参与创办《财经》杂志，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在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
记：你是学新闻出身，后来到了《工人日报》， 1992年加盟《中华工商时报》，但在外人看来，你在《工商时报》做得很好，像对汪辜会谈的采访、一系列经济事件和改革政策的报道评论、“金融家采访记”专栏等的影响都很大，也为你赢得了“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荚誉。1998年你又去创办《财经》，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胡：我也不能干别的事情，无论是去《中华工商时报》，还是创办《财经》，都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来做这件事。我没有机会成本，所以，不需要什么勇气。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如果说我在一个地方做，觉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动”，我一般都会倾向忠于自己服务的单位。但我自己觉得在《中华工商时报》做得不够好。另外，我也还要看报纸本身是否处于上升阶段。
记：在国内媒体是个特殊的单位，媒体有行政级别大小之分，有地域之分，有行业之分。对职业记者还有个“35岁”现象，就是说在一线跑新闻的记者到了35岁就到了“退役”的年龄，新闻人在人到中年后，多数记者或走上领导岗位做媒体管理工作，或者转而从事一些相对稳定的工作，很少有西方职业记者那样的“常青树”。你在45岁的年龄去创业，对媒体和记者这职业有什么样的期待?
胡：我就是想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媒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喜欢的媒体是什么样呢?第一，写的文章可以发表，这是记者普遍的想法；第二，这个媒体是比较富裕的，这个富裕主要是指报社要有足够的编辑部预算，支持我去现场采访，使我不需要让被采访对象出钱才能采访。第三，这个媒体从整体来讲，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高水平报道，可以令我感到自豪，愿意为之奉献。我出来创办《财经》，很大程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和朋友们一起办个我们喜欢的媒体。
我觉得当记者挺好。在美国，很多总编辑退下来后改当专栏作家，我们称之为“能上能下”，其实这不是简单的“能上能下”问题。专栏作家每周只写一篇文章，没有压力，有不低于原先总编辑的工资，还有高标准的旅行预算。为“官”而不以官为“本位”，关键还是媒体提供不同的岗位，不同类型的施展才能的机会。
记：在自己喜欢的媒体，发表自己喜欢的文章，这是记者一种比较理想的工作状态，也就是业内人士推崇的“工作即爱好”，但是在经营媒体时代，媒体领导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往往是能搞发行能写稿子能拉广告的“复合型人才”，据说《财经》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采编与经营完全分开，由主办方“联办系”进行独立的广告和发行运作，请问在这样的模式下，《财经》的编辑费用是否得到保证?
胡：所有我们的采访计划，都是可实现的。采访编辑费用不仅是固定，而且充裕，标准比较高。因为新闻必须有现场，而现场采访的前提就是编辑部费用充裕。我觉得，个人的工资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编辑部费用充裕，要表现在所有编辑记者的工资水平高于行业一般水平， 以致可以稳定这支队伍； 同时记者可以去任何有必要去的地方出差，足够的采访费用使你在竞争中永远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机会。
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大于利益集团的“使命”
记：你讲过，财经报道应该做到对中国经济转型有比较如实的描述和记录，《财经》力图不简单化，对复杂事物有清晰描述和准确记录。但许多人认为，《财经》的强项是“敏感到位的经济政策分析+揭黑报道”，从创刊号的“琼民源”到后来的“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田”“德隆”等，揭黑报道似乎一直是《财经》最有威慑力的“重磅炸弹”。在编辑方针上，《财经》对宏观经济政策变革、事件或人物报道如何定位?
胡：我们的报道主要分成这样几种，一是调查性报道，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然后把事实真相说清楚，通过案例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比如，我们的封面故事《珠光讼案》，调查前后持续了三、四个月，文章成熟后等待时机刊登。调查性报道可能包括你说的批评性报道。二是事件性报道，即当新闻事件发生后，立即做出反应，但时间比较短，不是研究完整的案例，而是记叙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分析背景、深层原因和未来走向。比如我们发表的《逐鹿广发证券》。三是对大的政策变局进行前瞻性报道分析，比如我们做的《乡权之变》，讲述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基层政权将会发生的变化，政策性比较强，属于趋势性报道。此外还有人物专访，必须是非常权威的人物接受《财经》的专访，而且必须谈得很有份量，这也是我们的重头报道。
记：我们看到，《财经》除经济事件和财经人物外，政治、法治、社会、人文的非财经类命题也会成为《财经》的着眼点。刊登《乡权之变》的那期杂志就有《中国精兵之路》：刊登《珠光讼案》的那期则有《黑龙江省高层“换血”》，分量都不小，好像不仅仅是本纯经济的刊物，内容定位的范围如此广泛，那么《财经》如何把握报道的重心?保持刊物的专业水准?《财经》的文章不但展示了专业水准和锋芒，而且，“独立、独到、独家”的办刊方针为杂志赢得了影响力和公信力。在你看来，《财经》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胡：《财经》基本还是关注经济问题。经济不仅是一种新闻题材和报道对象，而且是一种分析方法。
杂志的成功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确实建立了权威性，形成了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二是经营，就是建立了品牌，有了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想从这两个方面讲，《财经》可能可以算是初步成功了，但是未来路还长，挑战还很多；而且，成功本身，偶然因素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功本身都是有偶然性的，而且一定是不断摸索、不断反省、步步为营的过程。
记：2000年10月份，你们做了期《基金黑幕》，几乎是中国所有基金管理公司都被你们点上了。十家公司联合发表了严正声明，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证券报发表，当时不少人认为基金是个新生事物，不应揭黑，《基金黑幕》发表后你曾写过一篇评论《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认为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现在，媒体面临诉讼官司的现象很多，《财经》不可能幸免，从世纪星源到海南凯利，媒体的话语权、报道权受到了挑战。你认为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该如何把握?
胡：我记得《基金黑幕》文章刚登完，证券界工作很多比较熟的人，打电话说基金是新生事物，说我们一贯支持要培养机构证券投资者，说你批评一个具体的事件或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你怎么打这么一个行业，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当时报纸上对我们有各种批评。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批评就是说，你说的这些事不稀奇，再说他们比这严重的多的是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说，对基金新生事物，要爱护它，对改革开放新生事物，我们要小心呵护它，你好像太不顾后果。我最听不惯的就是这个观点，我说第一，他黑不黑是另外一回事，你告诉我更黑的事，我也挺愿意登。有一个我觉得，世界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登，你这个道理不是大道理，保护新生事物的道理比你大。但我觉得证券市场最高的道理就是公开、公正、公平，第一就是公开。
成功媒体的发展逻辑
记：在公众看来，媒体的“嘴大”，意思是媒体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媒体而言，往往有自己的苦衷，商业利益、市场压力和舆论环境，往往会使媒体放弃一些原则。一些重大题材时会出现集体失语，而遇到一些八卦新闻时，又会出现话语权“滥用”现象。要克服这种现象，需要用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来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在现实力量的重重挤压下，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不得不妥协的事例，《财经》怎么能做到保持独立性，不屈从于不正当的利益?
胡：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新闻人作为一个群体，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去应对所谓的压力。每一项工作都有由于承担的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压力。记者和警察、法官、医生一样都会面对压力。但是，新闻工作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是小心社会撞上冰山的了望者，没有什么借口不去做得好一点，更不能以压力为借口放弃原则。
独立性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现实可能。我认为新闻人要有理想和独立意识，但其从业的媒体，也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投入，然后，追求经营的成功。《财经》的成功并不只是编辑部努力的结果，尤其不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当然编辑部做出比较有质量的内容，以便于经营部门更好地经营。但如果媒体不能实现财务上的成功，就很难保持独立性。我想，成功的媒体应该有这样的发展逻辑：投入是充分的，内容是有质量的，经营是有效率的，稳定发展是可以预期的。经营成功，必须是明确目标。现在有些媒体恰恰相反：投入是不充分的，经营是低效率的，发展有明显的不稳定性。那为什么还能维持运转呢?因为靠不断的短线的行为。比如，通常被称为“扎钱”的行为，且不说“扎”这个动作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扎钱”的最大缺点是不可能维持媒体的长线运转， 以致于不得不放弃很多原则。这实际上是两种模式的区别，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办媒体，还是仅仅凭愿望、或者垄断优势办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