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嘉宾我是王敏刚，我用5分钟介绍一下我在中国开发25周年的一些经验，西部大开发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开发的重点，到2005年中国已经不但是西部大开发，东北的老企业也做，还有9＋2，珠三角这些基本上是全国的已经展开了一个开发的局面。我在中国西部跑了十几年，我感觉推荐给我们的台湾朋友，在哪里？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富地，地上的资源很丰富，可是因为过去的经济比较滞后，所以重点要讲有很好的资源，未来面对很大的国外市场。中国的西部面对中亚以及从中亚延伸到欧洲的一个通道，还有在南亚现在最大的一个市场也陆续的开展，所以在西部需要资源的优势以外，还需要很强的市场优势。可是这么多的机会在不同的行业，在南京有很多是政府的官员。过去10多年来，我在哪里呢？我做厂投了大概5个亿，主要做旅游、酒店跟景点的开发，可是着实也有不少问题，假如要西部大开发，可以在开发改革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几点我觉得无论在座的政府的国企以及私营企业家都值得注意，第一就是地方政府可以承诺的那个能力，它们必须要说得出做得到。过去有一些对外乡进入西部碰到的问题就是政府做工做不了，到现在无论你跟它合作或者是要跟它们经营，他们都是戴个帽子，所以在这一点上专家要尽快的落实，第三点就是人才落实的问题，因为在西部发展比较落后，而且投资也落后于其他的地区，所以人的素质对于开放改革的意识还没有在全国其它的地方很多高的要求。要提高当地的人才素质，政府必须要投入培训政府官员。
另外也应该推动更多的官员到西部参加提升当地文化的素质，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法制的精神。因为地区保护主义在西部是比较强的，所以中央政府尤其是现在中央政府，以及很多地区的少数政府，他们很诚意的发展外乡，在基层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地方的干部和基层的干部跟政府的官员“有话不一”，乱用法权这方面还是不小的。
王敏刚：在座的都提到了香港人比较独立，基本上很多政府在后面很成功的支持他们。还有在台湾，选择一些企业家，他们都经过很严格的一个支持，都要服役，所以企业家们的训练出来的时候他们作事有一种方法，我还有一点要跟各位分享，大家都提到我们两岸四地跟外国的企业有什么大的分配，我觉得虽然在我们华人圈有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可是我们跟外国来比较的话我们还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因为主要外国企业的规模，比我们现在华人的规模要大，主要是因为它们的企业文化是离我们大中华圈比较远，很简单的一家美国公司，可能会有一个企业上面，哪怕我们在现在很多国家的履行社，都没有国有企业做事的方法，另外还有他们企业文化当中在商业道德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的一个训练，他们的守则是比较严谨，所以营销的环境在我们大中华圈经营的商业道德是比较深远的，尤其是在国内。因为在内地的企业家还是过去10多年从个体户到自营企业家，我们现在尤其是要维持商业的道德，商业的信守这一方面对我们未来推进大中华的企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