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业化，永远有多远？
曾闻“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之说，不重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大爆炸，不重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理论，结果却是令人发指的大灾荒，导致我国大跃进饿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
有人曾指出，解放初期中国的大跃进带来的灾荒就是执行刘易斯模式的政策，忽视农业的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迁移到效率低下的城市工业部门的结果。其实用张培刚先生的“推――拉”理论可以得到更完美的解释。同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和刘易斯的不同在于他强调了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认为工业化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发展，因此把农业工业化放在了工业化的重要环节。农业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其将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工业化优先带来农业繁荣就意味着不会饿死人），从而构成劳动力向城市或其它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如果此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收入能够明显高于农业生产，则可以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如果制度不对农村人口流动构成障碍，这一“推”一“拉”就会使整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良序运转。然而，刘易斯模式只强调“拉”而忽视了“推”。而我国则通过剪刀差强行地“拉”动工业化的巨轮，加上毛泽东近乎疯狂的激情，全国人民“拉”劲疯长，大炼钢铁、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结果这一“拉”就拉出了大毛病。
张培刚模式的合理性还在于其完全符合马斯洛需要金字塔理论，因为一国把提高农业效率放在首位，也就意味着一国国民底层需要将优先得到保证，然后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便向上蕴集，构成上推力，促进上层的产业繁荣，而上层的产业则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大跃进的失败便在于重拉轻推，优先生产并不能满足国民基本需要的工业品，导致了拔苗助长。
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或现代化，有“拉力”而无“推力”必出大毛病。
但反过来，有“推”无“拉”也不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由于农业效率的大幅提高，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推力有了；农民进城创业，有的办起了民营企业、有的经商发财，有的成为打工族，可惜的是占据中国工业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屡战屡败，并未构成足够的“拉力”；同时，我国的二元户口制度，僵化的土地产权、以及农村教育投资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结构平坦化，也造成“拉”的力量不足。
中国今天的困境，用张培刚的理论来解释，似乎是“推”有余而“拉”不足。
其实并非“推"”真的“有余”，而是因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低效国企仍占太大比例）、我国二元户口制度及僵化的土地产权两大制度障碍导致了拉力的严重不足，从而使农村本来并未真正释放的”推力“就变得相对有余了。
之所以说我国并未达到“推有余”的境界，要从农业的现状来看。按照张培刚的观点，农业的“推力”必须在农业工业化完成后才会真正释放出来，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力的释放并不是靠的农业工业化，我国的农民至今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从事着极其原始的生产。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效率提高和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者这一“推力”形成，本质上是制度松绑的结果，好比奴隶身上的镣铐解除了一层。
所幸的是今年居然出现了民工荒，很多经济学家为此发愁不已，各种招数想了不少，却未找到根本办法。其实最好的办法还在张培刚那里。
很简单，农业工业化一搞，农业效率进一步提高，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民工荒自动消失，还有什么办法比这一招更能解决“民工荒”？中国，是通过农业工业化进一步释放“推力”的时候了。
拔苗助长是不行的，发展经济，最关键还是要善于培养由下向上的“推力”，农业工业化后农业效率提高了，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就对上构成一股上推力，借助这股上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乡镇企业等非农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新的产业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又会导致新的剩余劳动力，并构成更高一层的上推力，如高新技术产业。所以，重新拾起张培刚的梦想，从农业工业化做起，以推为本、以拉为辅，一推一拉，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节节攀高。
农业工业化，张培刚已经等了一个甲子，整整六十年，千万别让老头儿再等一个甲子了。张培刚今年已经９２岁了，仍然精神饱满、思维清晰，我怀疑上帝让他长寿是寓含深意的，他的眼睛长得象两把精致的手术刀片、眼神如电，暗含着一种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自觉的嘲讽意味。他的长寿也许就是为了以嘲弄激励世人，尤其是我们的政客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