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盟军签字投降。徐永昌将军则代表中国政府在场参与受降。这也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彻底失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隆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如果要有什么反对性教育内容的话，那只能是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治与军国主义发展路径的教育。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曾经殃及我身的历史，正是我们认真审读一个强大国家何以曾经不能成为一个健康国家的最好样本。
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漂洋过海游历异乡著书立说，他是想告诉被理想燃烧得精疲力竭的同胞关于公民与臣民的区别——公民有自己的思想与权利，而臣民只有国家的思想与权利。因此，“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德国，没有公民；为天皇效忠、为“圣战”“献身”的日本，也没有公民。所以，无论是元首，还是天皇，或者是其他的野心家与战争骗子，便能独占“国家”的名义，便能垄断“国家利益”的解释权，便能令举国醉狂欲仙欲死，便能对之任意把玩如臂使指。因此，当独裁者一意孤行决意走向战争、走向荒谬、走向灾难、走向深渊，内部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可以拉扯，而要同归于尽的。
国家主义的毒根之上，对内则生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那些自愿随军充当“慰安妇”的日本女性，那些变卖家产捐资助战的日本妇老，那些参战“神风敢死队”的日本青年，那些集体剖腹自杀的日本士兵，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但也是军国主义的构成者。在一个独裁的内政中，这些极端、盲目而大声鼓噪的民众情绪，更进一步地禁锢了理性的思想，打压着良性的声音，排斥着一切的辩论，推动着战争的轮子，最终毁灭着自己的祖国。
国家主义的毒根之上，对外则生发出生存空间论与好战倾向。无论是法西斯德国，还是军国主义日本，都不承认当时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认定中心国家以此不公正地强加给后起国家，而压制自己的崛起。对现状不满之下，则公开表明要凭借武力来改变现状，重建国际新秩序——对于德国来说是“欧洲新秩序”，对于日本来说是“大东亚新秩序”。正因此，在民族生存与国家利益的霸权话语之下，对外动武与发动战争，便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朝鲜、中国台湾、中国东北、中国大陆、东南亚、珍珠港……在一系列“保全皇国之基础”、“争取帝国之生存”、“保卫帝国生命线”等幛幌下一一推进。
在独裁的本质下，对战争有理的贩卖与对民族情绪的煽动，互促互进。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图富图强，却一再地通过煽动情绪发动战争，又通过战争来煽动情绪，在一连串的攻城略地间貌似愈来愈强大，实则是在病态恶性循环中不能自已。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是要反对战争，反对将一个国家引上军国主义路径的专制独裁与专制独裁下的狂热。60年前的军国主义日本已经投降，但它背后的幽灵，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