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1905年9月2日，中国末代王朝清王朝皇帝颁布诏书，宣告天下，废除科举考试以及相关的教育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废除科举是当时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不仅意味着统治了中国政治和文化1300年的一种体制的谢幕，而且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从法理上承认了由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转型的必要。科举制度废除6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统治中国3000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土崩瓦解，古旧的“老大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开始加速，其后，由于战争等诸种因素，开始失控，开始脱离轨道……直到现在仍处于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

　　今年同时还是科举制度建立1400周年。1400年前的中国，刚刚经历了300年战乱的痛楚——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种族血统和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其时，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政府选拔人才、施行教化的有效工具，辅之以佛教的汉化，从而为盛唐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有效地维持了1300年，直至迎来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

　　在这之前1000年，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辅之以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中国的社会形态经过逐步演变，缔造了秦汉帝国的辉煌。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自商周社会起，就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个“老大中国”，文化和族群迭经内部动荡和外族冲撞，能够传承有序，绵延至今日，除了说明这一文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说明了这一文化有着饥渴的求存意识和自我改造的努力。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科举制度的废除，如同它的确立，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史上的关键时刻，是分水岭，更是风向标——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风向标。

　　在千年演进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留下了两大遗产:一个是科举选官制度，属于政治领域；另一个是儒教的绝对统治地位，属于文化领域。在前者，科举制度一方面保障了中国社会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有一种稳固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东风西渐，科举制度被引入西方并经过改造，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以迄于今，面目虽然不同，肌理依旧。而在后者，科举制度经过了宋明理学的改造，造就了儒家的宗教化和“惟我独尊”，中国文化的面貌逐渐僵硬，肌理逐渐萎缩，血脉逐渐枯竭，及至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的步步侵袭，呼啦啦大厦将倾，再也没有抵御寒风、岿然不动的能力。“穷则变，变则通”，一纸诏书宣告了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然而，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建立现代社会、实现“老大中国”的现代转型却是艰辛而漫长的。

　　当此时，纪念科举制度废除百年，意味着以历史的眼光正确认识科举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将其简单化地等同于一种教育制度的兴衰，不将其妖魔化为皇权社会的万恶之源和戕害人性的罪魁祸首，不将其束之高阁以展望未来，也不将其供之庙堂以顶礼膜拜——对于当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最后一种情况并非危言。当下，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发掘中，有一种潮流值得警惕，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阐释:不仅老祖宗的裹脚布是好的，而且这一裹脚布还值得发扬光大。

　　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国文化的变动，身处其中，甘苦自知，于此时刻回顾100年前中国科举制度之废除，有着“瞻前顾后”的意义所在。瞻前，我们知道未来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顾后，我们知道此刻的阵痛在中国史上多次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当下仍在继续的转型，正是延续和更新“老大中国”之血脉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