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崛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和当时日本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40年代大力扶植本国的大企业，主要措施和手段包括：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增加企业积累；建立主银行制度，将银行和大型生产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大企业可以方便地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促进大企业之间结成卡特尔，并采用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维护大企业的发展；削减股东权力，方便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企业融资主要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建立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软约束”和行政干预经济等方面；实行雇佣终身制，建立公司工会，鼓励甚至强制工人加班。
这一系列政策建立了一个由上及下、等级森严、军队式的经济结构，非常有利于战争时期和战后的经济重建，但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系列后遗症：第一，将资本和劳动力束缚在老企业当中并强迫银行对垂死的企业提供援助；第二，建立包含出口部门和面向本土市场的部门的二元经济体制，造成面向本土市场的部门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过高(比如房地产)；第三，对某些企业给予优先贷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等诸多问题；第四，经济运行的行政色彩过浓导致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第五，过度储蓄妨碍了经济增长。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的情况。目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同韩国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类似，政府强制银行向企业提供帮助(比如国有企业)；而那些得到优惠的企业往往将资金浪费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度的职工福利上面；企业根本无力偿还银行债务；由此而引发的银行资产缩水反过来打击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中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稳定银行系统，提高企业效率，恢复公众信心。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许多“壮士断腕”式的改革措施。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得以持续发展，并且呈现出成为市场领导者的趋势。然而，中国的改革也不是无懈可击，仍然存在许多相当严重的隐忧：第一，能否保证强有力的领导。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银行系统很快会出现问题，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国外投资的持续增长将不复存在；第二，如何保证资本的充分供给和有效利用，如果不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革和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银行几乎不可能贷款给那些在人际关系上同银行比较“疏远”的企业，同时现有税收和监管也过分依赖于人际关系，缺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情况还会让那些有意前来投资的国外商人望而却步；第三，与美国存在潜在冲突。
(材料来自于北京大学校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