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评介
周见先生的《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一书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知道周见先生近些年来一直潜心比较经营史的研究，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颇受关注，而这部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作者在这一学术领域有了新的建树和贡献，可喜可贺。
近些年来，企业经营发展史和企业家史的研究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但囿于所知，就此展开的国际比较研究仍十分罕见，更未见有关专著的问世；在日本，比较经营史的研究虽然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但以企业家为对象的国际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企业家与欧美国家企业家的比较，且以研究他们之间经营理念和活动方式之异同为重点。对中日两国企业家的比较研究，不仅少而且成果也十分有限，至少我本人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关的专著，因此，称《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比较研究》一书为一部填补我国学术领域空白的开山之作似并不为过。
该书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绪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对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和企业家史学理论的考察和概述，阐明了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后面的研究和比较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第二部分（第二章），对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进行了总体上的考察，论述了两国不同类型企业家（日本武士出身的企业家、政商型企业家、专门经营者及指导者型企业家；中国的买办型企业家、官僚资本家和绅士型企业家以及工商庶民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其企业活动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根据说明近代两国企业家队伍在构成上的主要差异，并就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第三部分（第三章至第七章），以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著名的企业家为典型代表，对他们的人生经历，实业思想、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方式和内容进行了多方位的具体考察和比较，并分析和探讨了两者企业活动归于不同结局的主客观原因以及留给后人的启示。可见，该书不仅视野宽阔、内容丰富，而且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由理论到实证，结构和体系都相当严谨。
开拓与发现、创新与提高是研究者应该追求的职业意识和修养。因此，能否在涉足的研究领域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或者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去重新分析和认识以往的问题，应当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价值的重要标准。在我看来，该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除了因为它是比较经营史这一新学科在我国的开山之作外，更为值得注目的是，它的开拓和创新意识非常突出。通过缜密细致的考察和比较分析，挖掘和提炼出了一系列不曾被人提出并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问题，并运用跨学科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做出了自己回答和解释。例如，该书的第二章，在对中日两国对外贸易经济方式和内容进行对比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就买办型企业家在近代日本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问题与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日本早期形成的国内统一的商品流通市场和迅速壮大的各藩经济主体势力，限制了买办型企业家的形成和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鸦片贸易的非法化和较早期确立的殖产兴业国策，不仅使买办商人的形成和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条件，也为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和社会环境，从而使对该问题的回答显得更为深刻和全面。
该书的第四章，对张謇和涩泽荣一的实业思想以及其蕴含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做了细致的考察和比较，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强调指出，近似的文化传统虽然决定了儒商思想在两国企业家的经营活动中必然有所表现，但张謇和涩泽荣一实业思想产生的社会反响却大不相同，认为儒商思想在近代中国也始终没有像在日本那样升华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从政治体制、历史条件以及社会教育水平等方面对这一现象的根源做了十分深入的探究。再如，该书的第六章认为，张謇和涩泽荣一致于普及股份公司企业活动的结果之所以大不一样，原因在于当时中日两国政府的指导方针、干预方式和措施存在明显差异。并以此为依据，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实行的官利制度，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入了一步。总之，诸如上述这些颇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探讨在该书各章都有所见，虽然其观点并不一定被每位学者所完全接受，但它们均论之有据，自成一说，具有独自的学术价值，因而可以说，本书的出版对比较经营史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和中日两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对话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该书作为一项宝贵的研究成果，它始终把企业家史的研究与近现代化研究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企业家的具体考察和比较，人们从中看到，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和自身命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无疑对推进我国的近现代化研究和全面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作用。总之，正如张绪武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该书是一部心血之作，也是一部水准较高的精品之作，值得格外注目和推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