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往也曾碰到过类似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为“临时”措施的全套配额体系，开始对快速工业化的日本实施，这些措施很快也被实施到其它国家。这些配额代价高昂，估计数据显示，在欧盟的一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要为此类配额付出330欧元(合411美元)。它们还导致富国和穷国关系紧张。如今，配额的目标不是日本，而是目前的新兴经济强国——中国。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可以预计，这一危机的持续时间会相对较短。就像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的韩国一样，我们应该从纺织品和服装业看到中国出口模式相对快速的演变。
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今年针对中国的配额可能意味着明年针对印度的配额、以及此后不久针对巴基斯坦的配额等等。发展中国家应关心中国的遭遇，否则它们最终可能会发现，等正在施工的“防堵中国墙”砌好后，自己站错了队。届时，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承担它们签署的、作为乌拉圭回合协议一部分的义务，但无法兑现它们当时得到的唯一重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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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危机真的存在吗？实际上，《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的签约国一直都明白，在10年的调整期之后，配额制度本应寿终正寝不再复活。该协议本应彻底消灭过时的配额制度，而且与进口品竞争的产业已经获得了整整10年时间来准备取消配额。它们丝毫不应感到惊奇。
然而，欧盟国家、特别是地中海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企业的老板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欧盟会保护它们。它们有理由这样想，因为在逐步取消配额的10年期间所放开的产品，反映了偏向地中海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斜。比如，在最初的两个阶段(1995和1998年)，德国专于生产的产品中，有60%放开竞争，而同期所有欧盟产品仅有33%被取消配额限制。而希腊直到最后两个阶段(2002和2005年)之前，88%的出口产品都受到保护，不受竞争威胁。地中海的欧盟成员国在逐步取消配额的10年间，服装价格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而欧盟北部国家服装价格则下跌，这突显了地中海国家普遍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护。
此刻，我们正在见证市场份额的重新洗牌。在欧盟，2005年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总额实际出现了下降。此次危机是政治意志的危机，而不是市场情况意外变化的危机。假如我们在逐步取消配额的10年间确实放开了市场，而不是上演闹剧(确实上演过)，那么欧盟现在允许中国按世贸组织正常规则出口时，问题将会少得多。
简而言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担心配额争夺战。三个月内的第二份中欧协议也不应打消我们的顾虑。消费者也应担心，因为配额制的重新实施，意味着欧盟再次从我们的家庭预算中拿走钞票，用来填满特殊利益群体(比如在地中海沿岸投资的欧洲企业)的口袋。此次危机就像一场杂耍，各种力量使尽浑身解数来骗取大众的钱财，同时还引开大众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注意自己的钱被骗了。
约瑟夫•弗朗索瓦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和丁伯根研究所(Tinbergen Institute)研究员。迪安•斯宾南格尔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
( 作者：约瑟夫•弗朗索瓦(JOSEPH FRANCOIS)、迪安•斯宾南格尔(DEAN SPINANGER) 09月08日 星期四 译者/李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