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面每周都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上演。然而，上述场面中“首席执行官”并非一家合股公司的老总，而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他也不是在解释赢利为何未达到预期值，而是解释为什么拥有50万人口的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淹没在数英尺深的洪水中；所需采取的行动也并非重新赢利，而是解救生命。
本专栏的目的并非是要理清这一惨剧的责任归属。要彻底查明该市防洪设施失效的原因和当局救援努力迟缓的责任，还需要再等几个月之后。但这一幕却在无情地提醒我们：管理不仅限于赢利和亏损。和肥皂生产厂一样，政府、公共机构及非赢利组织同样需要有效的管理。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管理不善都会断人生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毁人生命。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证据，那么，不妨回顾一下“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Space Shuttle Columbia)失事、福特汽车(Ford)和凡士通轮胎(Firestone)决裂以及印度博帕尔(Bhopal)惨剧。
曾写过管理学相关著作的早期作家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在管理成为重大议题的过程中，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贡献最大。他的理论前提是，在一个机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理解机构的最佳资源配置、构建和管理方式至关重要。
这个道理也许不言自明。但我却仅仅是去年在准备前往德鲁克教授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家中采访时，才明白这一点。德鲁克教授于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正如他后来用他动听的浓重口音提醒我时所说的，过去并没有足够的受过教育的人来支撑复杂的组织架构。当时，甚至就连他父亲供职的奥地利公务员系统，也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性不强的官吏架构，而非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社会的基本单元则是家庭和社区，就像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那样。
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熟悉的结构发生了变化。20年代和30年代拥有多个业务部门的大型公司的出现，宣告了机构主导型社会的到来；而30年代和40年代政府角色的扩大，则朝这个方向更进了一步。
德鲁克教授1942年出版了著作《产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据称是这本书首次提出，组织管理、以及个人和这种新型实体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战后世界具有深刻重要意义的问题。
在20世纪后半叶，各类组织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中的很多人作为员工或承包人，将多数非睡眠时间用于为这些组织工作。我们所有人都要依靠这些组织为我们提供食物、水、医疗、教育和公共安全。你的小孩需要有人照看吗？现在的你尽可以打电话给保姆中介，正如你会想到打电话给孩子的奶奶一样。
随后涌现出的管理学研究者，包括科特•勒温(Kurt Lewin)、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埃德•沙因(Ed Schein)，他们也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组织管理。他们提出，能否组建不仅更为有效、而且要比他们看到的周围等级森严的组织更为人性化的组织。他们认识到，现代职场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创新，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对管理的关注极为高涨，这在某些方面是对德鲁克教授及组织学其他先驱学者的肯定。管理类丛书从一个狭窄的专业门类发展为畅销不衰的最佳读物。工商管理硕士大量涌现。所有人似乎都对管理感兴趣。
然而，在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人们迷失了宏观视野。许多被称为是管理学著作的书中，很多内容不是各种“万金油”式的快速致富经，就是管理顾问们不加遮掩的自我推销内容。在学术界，管理学院不再重点关注组织管理，而是由经济学家唱主角。研究论文的视野愈加狭窄，而且如果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专家，就根本看不懂。
在医学界，家庭医生还需要随时掌握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数总经理们在这方面甚至不肯一试。
结果人们对管理理论逐渐产生怀疑。如今，如果有人再像德鲁克教授半个世纪前那样声称管理良好的组织是实现健康社会的前提，一定会招致讥讽。用参与型组织代替等级森严的组织，这种大胆的尝试也逐渐式微。管理理论变为笑谈。
错误不在人们对管理理论的讥讽。呆伯特(Dilbert)连环漫画创始人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贺加斯(Hogarth)。尽管我的同事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不愿承认，但她的写作风格其实是在遵循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传统。组织内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荒谬的。我们应不惮于承认这一点。
当然，出于同样的原因，组织内部的运作效率低下，短期特征明显，对客户、员工、投资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来说都是有害的。只有发生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这种规模的灾难，才使我们警醒并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这真是我们的耻辱。
( 作者：西蒙•伦敦(Simon London) 09月09日 星期五 译者/郭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