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让人产生无限憧憬，后者则让人猛一激灵。其实，陆学艺先生在援引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时也指出，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占总就业人员的42.9%，社会中间阶层仅占20%，中国还远未形成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各中下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社会结构。说到底，陆学艺先生的这一番话，最能让人产生美好预期的，就是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
但是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是“如果”———如果“如果”成真，当然再好不过。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中产阶层和中间阶层的概念有没有差别，这种社会稳定的状态，实在太值得人们向往了。但既然是“如果”，就是说，总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难免使人心存惴惴，事实上，《上海证券报》的那篇文章无疑可提供佐证。当财富严重向当前高收入者集中时，贫富分化的程度显然是在加剧。依据常识不难推断，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的中国，平均文化程度偏低的前辈或年长者，占据了高层职位、掌控着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本属于公共资源)且收入较高，也即他们是当前的高收入者；而平均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职位较低、资源占有少且收入较少，可这个群体最有潜力成为未来的中产阶层。由是观之，在收入分配机制存在太多弊端的情况下，最具潜力的群体，其成长之路上是否会受到压抑、阻滞；“每年1%的增长速度”能否实现，不能不让人心存疑问。
经济学家口中的这个“如果”究竟能否成真呢？更让人平添疑虑。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决定了社会财富将流向谁的手中，但这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的“二八定律”表明，20%的人掌握着社会80%的财富，另外80%的人只有社会财富的20%，如此一来，既得利益者、现在的强势群体，其实已然牢牢掌控了财富的流向，并因此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话语权以及社会地位等支配权，中产阶层的成长又怎么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呢？
因此，我们无法完全把自己托付给一个通过简单的算术计算得来的美好前景，确切地说，我们不能通过假设来设定好一个理想化的路径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当下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如果”究竟要通过什么工具来实现，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差异非常明显，现已不容置疑。中低收入者分得的部分比重在急剧下降，而高收入者分得的比重却在快速上升，“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且“穷者愈来愈多、富者愈来愈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资源的垄断者最终还势必成为财富的垄断者，这正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表征。
我们宁愿透过中产阶层的增长来看社会和谐的希望，但问题是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保证中产阶层的渐进式成长不会因为财富垄断而间断、停滞，这关乎政府的公共智慧。无论如何，都必须认识到：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其负面影响也正急速扩大。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改变这种不良状况，想必是焦点中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