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期。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结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灾难。这次如果要避免这样的灾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迥异的中美两国将不得不在今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里紧密合作。

中美是竞争对手

两国领导人上周承诺发展合作以及和睦的关系，成功的机会有多大呢？回答这一问题先得说，中美两国的相似性让这两个大国天生就是竞争对手，而它们的差异使双方难以互相谅解。

两国都是民族主义国家，都为阻止分裂而战斗过(或准备战斗)。历史上，中国曾和今天的美国一样为其文化优越性感到骄傲。两国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美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当代中国脱胎于古代农业帝国；美国是立宪政府，中国是威权政府；美国人重权利，中国人重义务；美国崇尚自由，中国重视稳定；美国政府对人民负责，中国政府对自身负责。

历史先例也并非吉兆。19世纪晚期，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四个新兴强国的崛起，破坏了全球稳定，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到一战结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二战后)，最终导致冷战。苏联解体后，美国才成了这场持续一个世纪的斗争的胜利者。

冲突不可避免？

如今，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优越地位面临着新的挑战者。中国今天的生活水平，仍只大约相当于韩国的四分之一。然而，假使按照相对于美国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达到了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按市场价格计算甚至超过美国。就人均 GDP与美国相比的相对水平而言，按过去25年的相对经济增长率计算，中国要花上大约30年时间，才能达到今天韩国的相对水准。

中国能否取得这样的成就，仍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需要进一步的实质性改革，但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仍将保持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和更先进的技术。然而，全球经济力量平衡将发生深刻变革，而不可避免地，军事力量平衡也将如此。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种相对力量的转变必定导致冲突。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是当代该 “现实”立场的著名支持者。他认为，美国“将设法遏制中国，直到它无力再称霸亚洲为止。本质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将酷似它在冷战中对苏联的态度。 ”*

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意味着，在中美这一对当前和未来超级大国之间，我们最多也只能指望“冷和平”，最坏的情况则是军事冲突。

贸易取代战争

幸运的是，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当代世界对冲突的成本收益评估已大为不同，这有三个原因，即“确保互相摧毁”、 “资本主义和平”以及“民主和平”。

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二战夺走了5000多万人的生命，如果大国间再爆发战争，将夺走数亿（如果不是数十亿人的话）生命。虽然二战以来发生了许多内战和冲突，但自朝鲜战争以来，大国间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通过各自代理人打了一场冷战，而这场斗争随着一方的解体而和平结束。

然而，战争成本的急剧上升，并非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的唯一原因。新增领土、人口和资源都不能带来繁荣，相反，生财之道是开发市场，投资于人力和实物质资本，以及开放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学之父——苏格兰人亚当 •斯密(Adam Smith)18世纪时就辩称，在自由贸易世界中，帝国不仅是多余的，更是一种负担。选择和平贸易才是有益的。这一观点是杰出的美国战后外交的基础，这开创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人民过去半个世纪的经历，正是这些主张最有力的证明。中国人在四个经济体中占多数，包括中国大陆(2002年达13亿)、台湾 (2200万)、香港(700万)、新加坡(400万)，其中后三个较小经济体的平均生活水平，是中国大陆的5至6倍。

显然，规模小绝非繁荣的障碍。勤劳智慧的人民，能通过贸易保证他们需要的资源。正如列宁(Lenin)所说，资本主义并不是帝国主义沉溺于掠夺欲望的原因——这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其替代性选择。

民主和平的前景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210年前辩称，共和政体(他指的是立宪的或“自由的”民主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承受代价的人 ——普通百姓——也是决定是否开战的人。民主国家受到法律的制约，也可以签署对它们的政府有可靠约束力的条约。因而，他们能够建立国际制度和程序，以控制冲突的发生。

因此，战争应在强国间消失的重要原因在于：战争代价高昂，破坏经济，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

德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韦德(Erik Weede)在最近一次调查中表示，支持资本主义和民主和平的证据是强有力的。通过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迈向繁荣有双重保障：它不仅是关系更和平的直接原因，还间接支持和平，因为富裕国家更有可能是民主国家。**

就中国崛起的影响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最重要的答案是，共产主义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正如中国改革论坛(China Reform Forum)的郑必坚指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重大战略选择就是接受经济全球化，而不是脱离经济全球化。”

中国的力量与局限

到2003年为止，中国的国内投资存量占GDP 的比率达35%，相比之下，韩国为8%，印度为 5%，而日本仅为2%，而2004年，中国57%的出口来自外资企业。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去年，按市场价格计算，外贸占中国 GDP的比率达到70%，与韩国大致相同。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比其它任何大型经济体都大得多，比如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外贸占GDP的比率低于25%。

尽管如此，中国还远远没有建成法治的市场经济，国有银行继续主导着该国经济，贷款仍优先发放给通常已岌岌可危的国企。尽管共产党已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对此保障的效力则十分令人怀疑。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仍然是威权国家，正如独立监测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说：“中国公民无法民主地改变其政府，或者对政府政策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所有政治权力，共产党员几乎占据了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警察和军队的最高职位。 ”该机构将中国与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津巴布韦一道并列为倒数第二类国家。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综合治理指标，生动地显示了这种令人压抑的情况，该指标按百分位数给各国排位(百分比越低越接近底部)。在民主的“话语权和问责制 ”方面，2004年中国低至8%；在监管质量方面，中国为35%；在“腐败控制 ”方面，中国为40%；在“法治 ”方面，中国为41%。更糟糕的是，世界银行表示，近几年的治理质量出现了明显下滑，尤其是在腐败控制方面，从1998年的61% 开始下降。

那么，对如今复兴的中国而言，资本主义和民主和平的前景如何？积极的答案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中的，正在创造一个互惠互利的富饶网络，这一过程的中断将让双方，尤其是中国，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专制的威权国家，管理着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在毛泽东时期，他的政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尤其是在“大跃进”与 “文化大革命”期间。

今天，共产党淡化这种可怕的过去，相反，它在推动市场主导的发展，还在将政府转型为技术官僚政府。但它也为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做好了准备，矛头直指台湾和日本。同时，高速发展正带来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巨变。这些情况可能使得对民族主义的诉求更具吸引力，就像19世纪末的欧洲一样。

中国的全球化角色

和平与合作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并非绝对，这很大程度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同样取决于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它能否创造并维持一种国际环境，支持中国的日臻繁荣，并处理好潜在的摩擦点呢？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对贸易及投资机会的利用。幸运的是，由世贸组织 (WTO)管理的全球贸易体系业已存在，而中国自2001年起已为世贸组织成员。除了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作用，世贸组织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即将大国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转变为法律问题。保持世贸组织的良好运行，对中国和美国同等重要。这就是它们都强烈希望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能圆满成功的原因。

1971年，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此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缺乏与之相当的标准和规则。一些分析家认为的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形成，该体系基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但这纯属非正式安排。

今年7月，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变成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它还接受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微幅升值。但随着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激增(接近其GDP的7%)，贸易紧张将会加剧，会给贸易与更广泛的政治关系带来危险后果。

如果像某些中国人那样，宣称过错在于美国的低储蓄率则是不对的。美国无法在不加速全球衰退的情况下，只靠自己调整其外部平衡。我们需要全球宏观经济合作，中国可以 (也必须)通过货币升值和扩大内需来为合作做出贡献。

中美应避免战略冲突

现在从经济问题转向领土与安全的地缘政治问题。如今，中美两国都不是领土扩张国家，尽管它们过去都曾是。但潜在的摩擦点依然存在：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是朝鲜问题。

但中国当局必须认识到其战略弱点。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越南等心存疑虑的邻国包围着中国，而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岛屿，不会感到这种不安。如果中国以过度激进的方式行事，这些邻国就会变成针对中国的、典型的均势联盟。若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肯定会导致上述结果，即使这不会导致中美开战。缓和邻国的忧虑，而不是加剧这种忧虑，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

对于非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两个大国将同仇敌忾。剩下的问题则是对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争夺。如果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中美两国可能会企图利用武力来获取资源，以增强它们的能源安全感。那是极其危险的。更理智的应对方法是提高能源效率，合作开发能源技术，在全球市场上交易资源，而不是企图用武力来获取资源。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和胡锦涛周二晚在纽约会晤时，他们面临的问题在于两个日益势均力敌的大国间的长期关系。再有一代人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可能超过美国，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势必日益强大。

就长期而言，两国的人口差距会缩小。差不多230年前，美国独立时，中国人口为美国的100倍，而今天仅为4倍。到22世纪，随着中国的出生率降到日本或香港那样的水平，美国的人口届时可能达到中国的一半，而美国仍会持续吸纳大量移民。

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热烈，但它们会处理得很有技巧。中国还不是法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民主国家。但最重要的是，它正忙于引入市场机制。随着中国人变得更加富足、成熟、城市化且更加苛求，中国也会离民主越来越近。促进这一和平进程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美国的单边主义傲慢态度也必须结束，因为其力量的局限性变得更加明显了。一个连伊拉克都控制不了的国家，更不可能按自己的方式改造全球。

两大国应看到合作而非冲突的好处，双方也应意识到加强多边机构的优势所在，它们能够分散大国间的冲突，让世界其它国家有权就它们的决定发表意见。倘若两国领导人能意识到维持和平与发展之必要，他们就应当能处理好两国关系。我们必须希望它们这么做。世界的命运有赖于此。

*《强硬好过温顺》(Better be Godzilla than Bambi)，约翰•J• 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2005年1月/2 月号。

**《大国平衡、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和平》(Balance of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Peace)，《自由概念4》 (Ideas on Liberty 4)，(柏林，liberal Verlag，2005)

*** 《中国“和平崛起” 之大国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郑必坚（Zheng Bijian），《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2005年9月/10月号。

( 作者：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09月21日 星期三  译者/李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