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会一如既往地尖锐。在自己的家乡山东,我要把问题进一步厘清。”郎咸平此言一出,容纳400多人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9月25日,在百丞税务咨询公司筹办的“公司财务治理与税制改革高峰论坛”上,郎咸平将自己特有的“郎氏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位目前在中国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家自然非同凡响。始自2004年8月与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个人战争,一年之后以顾身陷囹圄而尘埃落定。但是由郎顾之争发端,关乎全民利益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则陷入寂寞。“主流经济学家”再度集体失语,只有郎咸平依然奔走于国内讲坛。
此次山东之行,这位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见解独到的“郎旋风”,又会有怎样的惊人论述?
国企缺乏信托责任
郎咸平的确与众不同,他递给记者的名片就极具个性。纯白色的底面,上面只有姓名、电话和电子邮箱,寥寥三行,没有标注任何头衔。其实他完全有可以炫耀的资本,这位毕业于世界知名的沃顿商学院的首位华人博士,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其2篇论文进入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之列。当然,他的名片可以不添加任何修饰,继炮轰德隆,质疑顾雏军,叩问海尔和TCL之后,还有谁不知道郎咸平是谁?
一登上论坛的讲台,看到面前的坐席,郎咸平表示自己不习惯坐着演讲,最终站立5个多小时讲完全场。
郎咸平祖籍山东黄县,刚开口就称自己为山东老乡,顿时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黄县就是现在的龙口市,黄县人素来以能言善辩著称。果然郎咸平好口才,整场演讲锋芒毕露,听者全神贯注,会场鸦雀无声。
“我本人是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从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长大,但是很奇怪,为什么我反而推崇国有企业?”郎咸平迅速切入正题,并提出设问。他解释说,真正的原因是自己更了解资本主义。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学到的大多是资本主义的皮毛。民营化就可以让国家富强吗?如果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就太肤浅了。
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激励机制,而是缺乏信托责任。韦尔奇在1981年就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之职时,公司市值只有300亿美元,而到他离任时,公司市值高达5000亿美元。如此大的贡献,他退休之后,不过带走了应得的薪水和退休金而已。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就是信托责任。所谓信托责任,郎咸平通俗的解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良心”,是一种完备法制约束下的“良心”。
信托责任才是资本主义立国的根本。郎咸平认为,我们只是很肤浅地学习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如果照目前的路子走下去,继续无视信托责任,那我们重蹈的将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官商勾结、席卷国家产业的的覆辙。
郎咸平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去饭店吃饭时,有时服务员会说,先生蒸条石斑鱼吧!为什么要蒸石斑鱼?那不是最贵的,就是卖不出去的。连服务员都对饭店老板这么有信托责任,那么我们的许多国企老总为何如此不负责任?
由此,郎咸平推出一个结论,我们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的土壤不是一个能够产生信托责任的土壤,一块这样的土壤引进西方产权制度,必将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而国企改革的成本需要全体人民来负担,改革的好处只集中在少数群体,这种盲目的改革必定不会成功。
何必非要民营化
“我反对盲目股改,反对推进民营化,这不是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谁更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郎咸平尖锐地指出,这时候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显得如此之复杂,他会导致执政党权力的流失。
那么郎咸平心目中的股权改革应该是何种模式?他介绍,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也搞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而且取得了成功。当时英国股改遵循了三个原则:
第一、国企改革应该在现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职业经理人来做,必须是具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第二、只对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革。国有股减持及股改本身会影响政府信用,所以英国政府提出,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由于有政府信用做保障,所以老百姓买到的一定会是一家好公司,他们的投资能够得到良好回报。最终,英国政府的信用在股改后更加强化了。
第三、英国政府对股改公司保有一股“黄金股”。在进行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时,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
这样,英国政府通过股改把本应属于人民的资产还给了老百姓。老百姓填补了政府撤出这些国有企业后留下的权利真空,也得到了应得的收益。
“目前中国的股权改革由于不符合上述条件,所以必须停止。现在不但无法保障中小股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由此将破坏政府信用。一旦政府失去信用,下一步政府在股票市场所做的任何决定将根本无法得到百姓的认可。”郎咸平呼吁道。
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必须学习先进企业的精髓,而不是虚浮的一套。郎咸平说,许多国有企业一碰到困难就提出要进行产权改革,其实哪有这么简单的?如果民营化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会衰退?美国哪个企业不是民营企业?私有化从表面看是美国成功的真谛,但实际上美国成功不是靠的产权制度,靠的是美国的信托责任制度。一个企业的成功是及其复杂的,民营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怒斥“冰棍理论”
“我知道山东有许多国有企业,我必须对家乡人讲,我们国企最缺少的不是激励机制,而是严刑峻法管制下的信托责任。”郎咸平对此颇有感触,国企产权改革的样板是英国,而英国所拥有的信托责任在我国则非常缺乏,所以就必须靠严刑峻法来约束国企老总的行为。
使用严刑峻法,不仅是为了防止产权流失,更关系到我国企业未来的生命力。郎咸平认为,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在亚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不靠政府的合理规划而获得发展。我们需要坚持一个理念,就是政府完全可以把国企做好。
比如,一个省份如果想真正发展高科技,就应该明白严格的规范是多么重要,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单纯靠厂商自己去发展、去跟国际竞争,最终的结果,要么是仿制别人的设计,要么是被别人的高科技所打败。
对国企是这样,对民企同样如此,不可被信任性,完全扼杀了民企的发展。在现阶段,必须强化法制。国内很多人都认为民营经济是中国未来的重要路径,到最后才发现,如果没有法制化的民营化必将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有一种所谓的“冰棍理论”,说国有企业会像冰棍一样逐渐融化,与其让它消融,不如在它融化前让国企老总拿走。郎咸平斥责其为一种无责任的、无道德、无良心的理论。其实,许多国有企业是经营者为了掠夺国有资产,而处心积虑搞坏的。所以,国企改革必须靠严刑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