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说，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弥合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一段时期是社会矛盾易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
汤敏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应该努力规避风险，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借鉴。
他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将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分析人士说，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激励机制造成了国民的收入不均，然而，政府的政策偏向以及政府缺乏政策则加剧了收入的不均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预测说，“十一五”期间，政府将从宏观政策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
他说：“今后政府新增财力将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从1953年开始，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总是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在“九五”和“十五”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让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
2004年，中国提前实现了“十五”规划确定的GDP总量12.5万亿元和人均GDP9400元的目标。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特别是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明显。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时为2.5倍，到2003年时扩大至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则约达5倍。
他说：“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十五”期间，全国GDP年均增长8.6%，但在工业领域，高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步伐却十分缓慢，就业增长率仅为0.7%，2004年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
观察家们说，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
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据统计测算，“十五”期间中国各类社会案件数量急速上升，诉讼金额占GDP的7%左右。
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十五”后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面对数百名中外记者，还曾援引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注脚解读。胡鞍钢说：“这将是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理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