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国企的主要困难是：使用不是自己的钱不会像使用自己的那样小心谨慎。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会见赵紫阳，提出这点，说是经济的黄金定律。因为这定律，与私企相比，国企的成本较高，或同样成本，产出的物品或服务较差。不肯定千篇一律，但我们的赌注永远是这样下的。英谚云：不一定是强者角力胜，或快者赛跑赢，但我们是这样下赌注的。
以股分制把国营改作私营，企业的资产也不是私人独占的。但股民有权监管，表现欠佳的经理人可以通过投票被解雇。更重要是认为股价偏低而又善于经营的人，可以收购。另一方面，不满意的小股民可以把股份出售。股分的转让权重要，因为收购或沽出是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二）从经济效率那方面看，只要企业是私营的，股权谁属不重要。举个例：广州的白天鹅宾馆可能是国内管理得最好的酒店。两年前期满，东主把业权交给国家。管理效率下降了吗？没有，因为国家把整间酒店以一个固定租金租给原来的东主继续经营。今天的白天鹅宾馆，是私营的「国企」。由此可见，效率不要从所有权谁属那方面看，而是要从经营收益权谁属那方面看。
（三）几年前，国内有些国企，就是免费送出去也没有人要！是的，到国内投资设厂的朋友，选择自起炉灶，不考虑以廉价购入同行的有国家职工制的烂摊子。最近几年国企卖得出去，是因为地方政府保证转手后买家可以随意解雇职工。这是说，解散职工的补偿由地区政府负责。这也是说，购买这些国企的人其实是购买房地产。
（四）如果在市场自由竞争下，国企可以不用补贴而生存，我想不出反对国企存在的理由。然而，今天不用补贴的、有钱赚的国企，主要是靠政府维护的垄断或专利而生存的。金融如是，出版如是，通讯如是，钢铁、石油，等等，皆如是。这样，国企存在的社会成本高得很。
（ 五）一九八一年我以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维护垄断或专利的行业。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说，国企的长远困难不是亏蚀，而是赚钱，因为亏蚀迟早要收档，但赚钱就鼓励政府继续把垄断权维护下去。也不幸言中。当然，如果国企能于毫无政府维护的竞争下胜出，我会衷心拍手。
（六）政府维护的垄断对经济整体的祸害众所周知，不用细说了。少人知道的是这是印度选走的路，而朝着这方向走，对社会经济有害无益的管制法制会驱之不去，甚或变本加厉。管制法例是贪污的主要原因。二十年前我首先提出——跟着重复了很多次——一旦贪污的权利有了界定，制度化了，改革就呜呼哀哉。中国不要拜印度为师。
（七）以股分或其它方法把国企改为私营（国内称民营），除了用自己的钱比较小心谨慎这黄金定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再兴高采烈地维护国企的垄断权利。以发明专利或注册商标或商业秘密或优质名牌等而获得的垄断，经济分析可以接受，但政府以牌照或法例维护的垄断，早除早着。
（八）如果政府不再维护国企的垄断权，废除所有维护国企的法例——包括取消牌照的限制——让国企与私营的在市场自由竞争，经济分析不容易反对。但分析又说：在自由竞争下，国企的资产不会流失，但会输光。那么多年的经验，数之不尽的例子，还不够说服力吗？所以十多年前我说，不要改进国企，要放弃。
放弃国企有两种办法。其一是不再维护，让国企在竞争市场自生自灭。但这种输光淘汰是国家的损失。其二上算：以股分或其它办法把国企改作私营。这样，企业在竞争下生存的机会较大，因而在废除政府维护垄断的情况下，能减少国家的损失。
（九）经济分析说，只要能清楚地界定资产的权利，怎样去界定是次要的问题。股分制是一法，整间国企出售是一法，送出去给员工或干部也是一法。方法不同有伦理上或公允上的问题，但要点是把资产的权利界定清楚为谁属。首次界定，资产的权利可能落在不善经营者之手，但只要资产或股分有转让权，生意可为，过了不久就会转落在善于经营者的手上。
（十）国企资产的私有化分配，伦理或公允的问题很容易吵起来。私相授受、上下其手的可能不能低估。怎样分配，以什么价格或准则分配是头痛的话题。一般而言，以股分出售头痛最少。但我认为一家国企的多年成员是应该有点优惠的。二十年前我建议，不妨仿效美国棒球大决赛的分帐方法，拿出国企的一部分股权，让成员互相投票决定免费或低价的分配。
提出了上述十点，我倒要发一下牢骚。中国开放改革了二十多年，网上的言论怎还可以是那样不成气候呢？不管支持或反对国企，言论还是像文革期间那样偏激，还是纠缠着模糊不清的术语，对世事一无所知。国企的问题不是湛深的学问，用不着读书识字才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从香港打电话到深圳，其费用比打到加拿大去高出六七倍？为什么今天的上海还出现白米短缺？为什么买个「书号」要两万元，而自由经济从来没有听过要买书号这回事？为什么电力供应一时过剩，一时短缺？为什么同样水平的私办小学，国内的学费比香港的高两倍？
对支持国企的人是很大的讽刺。今天的中国有世界工厂之誉，当之无愧，因为中国的制造品满布地球。难道这些货品是国营企业产出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