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土改的失败对印度未来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印度经济造成最大的损害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印度形成人民市场的任何可能，从而使印度几乎永远失去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继而民族市场对印度经济，尤其对其工业经济及其技术的拉动和孵化培育能力。本来就狭小的国内市场的持续萎缩，又迫使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被迫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反过来又在印度形成一个强大的代表国际资本利益的资本家阶层。其结果则是印度经济发展与其国民购买力脱钩，经济发展成果没有用于反哺印度民族自我发展，而是为西方国家资本所吸收。因发展而不发展，成了印度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尼赫鲁对这样的发展后果始料不及，因为他在一开始就试图避免这种结果。尼赫鲁的国家经济发展思想中有些目标与中国建国初期，甚至与苏联初期提出的一些发展目标相似。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基本上是一个应急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之际，尼赫鲁已逐渐形成了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就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方针，迅速将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印度工业结构改变为门类齐全的重工业、轻工业均衡的工业结构，建立完整工业体系，保证工业的高速增长；大力发展国营工业，使之尽快占据国民经济制高点，在比重上逐渐超过私营资本，成为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坚强的物质基础。74这个思想成了后来印度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在尼赫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通过赎买的方法把大型私营企业变成公营企业。利用财政投资和外国援助等方式，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公营企业。建立了包括原子、电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工业在内的门类齐全，而且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从1953年到1980年工业生产获得相应增长。如下表所示：
印度工业主要部门总产值、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部门 1978年工业总产值（亿卢比） 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1953-1960 1961-1970 1971-1980 工业部门总计 4523 7.3 5.8 4.1 采矿业 157 6.1 3.9 4.1 制造业 4065 7.2 5.4 3.8 电煤气和水 300 — — —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但是，与中国工业发展道路正好相反，印度工业化的过程最终成了印度具有买办性质的大资本家实力增强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过程。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规定重工业部门只能由政府建立新企业，但因政府财政困难只得允许私人在其中一些部门建立新企业，对现有的私营重工业原来作出的10年国有化的规定被搁置；政府承担起兴建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而私人企业又无力兴建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任务；进口替代战略和严格限制进口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需求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私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在经营领域和兴建新企业方面受到了限制，但在这个限制的框架内也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这使私营企业特别是独立时已经形成的垄断资本的发展，有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好环境。大资本家们利用这个机会置产兴业，结果在独立后10多年时间里经济实力有明显的增强。像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这样的实力最雄厚的财团到60年代初生产能力更为扩大，控制了更多经济部门，财富的积累扶摇直上。塔塔财团1954-1959年进行了增产100万吨钢的扩建计划，1957年生产了全国钢产量的70%。50年代又建立了4个发电厂，50年代末其所属公司与外资建立合作关系的有56家。1951-1958年以塔塔为首的印度最大的4个财团所控制的公司股本从10.586亿卢比上升到17.086亿卢比。同期内在全部私营公司股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7.9%上升到22.34%。其中塔塔财团1951年总资产为11.6亿卢比，到1966年增至50.54亿卢比。同一时期比尔拉财团的总资产也由10.4亿卢比激增到29.3亿卢比。一批原来属于二流财团如萨胡贾因、瓦尔昌财团、马法特拉尔财团等，到1964年都成了拥有总资产4至7亿卢比的大财团。原来的小财团如基洛斯卡财团、马亨德拉财团等原来只不过一两千万卢比的资产，到1964年居然也都拥有总资产1亿至2亿卢比，60年代初各地区又出现了数发百计的新生的小财团。75
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76 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Ｋ.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77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78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成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下表数据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1950-1982年印度公私营部门各在国内净产值中的百分比（%）
部门 1950-1951 1960-1961 1970-1971 1987-1982 1．公共行政和国防 4.5 4 7 9.6 2．公营部门企业 3 6.6 7.5 15.3 3．整个公营部门（1+2） 7.5 10.6 24.9 24.9 4．私营部门 92.5 89.4 85.5 75.1 资料来源：印度中央统计局：《国家财政统计》（1970-1971至1984-1985和1990）。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上表表明，印度独立后的三十多年间，尽管国营企业产值增长很快，但私营企业仍是社会生产利润的主要截流者。下表则从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资本形成中的份额变化继续说明这一点：
印度公私营部门在国内总储蓄和国内总资本形成中的份额（计划经济平均数）
五年计划
（1951-1990） 计划期间平均值
（单位：亿卢比） 占总储蓄百分比 按市场价格计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 公营 私营 总计 公营 私营 公营 私营 总计 国内总储蓄
“一五”（51-56） 16.9 87.4 104.3 17% 83% 1.7% 8.7% 10.4% “二五”（56-61） 27.3 136.8 164.1 16% 84% 2% 10.4% 12.4% “三五”（61-66） 67.9 218.5 286.4 24% 76% 3.4% 10.9% 14.3% 年度（66-69） 73.1 383.8 456.9 16% 84% 2.4% 12.5% 14.9% “四五”（69-74） 134.1 657.9 792 17% 83% 3% 14.4% 17.4% “五五”（74-79） 383.0 1418.2 1819.2 21% 79% 4.6% 17% 21.6% “六五”（80-85） 660.9 3006.2 3667.1 18% 82% 3.6% 16.5% 20.1% “七五”（85-90） 781.5 6262.0 7043.5 11% 59% 2.3% 18.1% 20.4% 国内总资本构成 “一五”（51-56） 35.8 72.4 108.2 33% 67% 3.5% 7.2% 10.7% “二五”（56-61） 87.1 115.4 202.5 43% 57% 6.6% 8.8% 15.4% “三五”（61-66） 168.7 166.2 334.9 50% 50% 8.4% 8.3% 16.7% 年度（66-69） 221.2 308.4 529.6 42% 58% 7.2% 10.7% 17.3% “四五”（69-74） 332.4 495.7 828.1 40% 60% 7.2% 10.9% 18.1% “五五”（74-79） 779.1 979.9 1759.0 45% 55% 9.5% 11.7% 21.2% “六五”（80-85） 2012.2 1916.5 3928.7 51% 49% 11.1% 10.5% 21.6% “七五”（85-90） 3686.8 4179.4 7866.2 47% 53% 10.7% 12.1% 22.8%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的《全国财务统计新辑》1988年2月号。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
从1951年至1990年三十年间，尽管国营部门国内总储蓄有很大的发展，但私营部门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国内总资本构成中也占据着相当的优势。也就是说，是私人经济占据着国民财富的主体。而“印度私营部门的祸根在于，它有一部分人是由高利贷者变成的企业家，这些人只将工业发展视为赚钱的手段，其他一切都不顾”。79
国家对工业化发展控制不足不仅导致国家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这在对印度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在反哺劳动者之前，在地主、资本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外来的财富截流者。
1973-1974年间，在印度外国公司有540个（其中英国公司319个，占外国公司总数59%；其次是美国公司88个），外国公司资产为179.1亿卢比， 1978-1979年多国公司减少到358个，但外国公司资产却增长到240.1亿卢比。与1973-1974年比公司减少了66%，而资产却增长了74.6%。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多国公司分公司
公司所在国 公司数量 公司资产（亿卢比） 1973-1974 1978-1979 1973-1974 1978-1979 英国 319 189 123.9 165.9 美国 88 64 38.1 53.5 日本 21 17 2.4 6.4 法国 8 7 2.3 5.1 荷兰 6 5 2.6 2.4 南斯拉夫 3 3 5.3 0.5 其他 95 73 4.5 1.3 总计 540 358 179.1 240.1 资料来源：《公司新闻评论》，1980年6月号。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1973-1974年度，1978-1979年度在农业、矿业、加工制造、建筑、公用事业、商业、贸易、金融及服务等领域中，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的多国公司分公司的产业分布
产业 公司数量 资产（亿卢比） 1973-1974 1978-1979 1973-1974 1978-1979 农业及相关活动 115 85 22.3 22.7 矿业和采石业 7 7 3.7 3.5 加工和制造业 80 47 22.0 15.1 建筑和公用事业 32 21 4.6 10.2 商业、贸易和金融 154 68 123.1 183.8 交通、通讯和仓储 39 35 0.4 0.6 服务 113 95 2.9 4.2 总计 540 35.8 179.0 240.1 资料来源：《公司新闻与评论》。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表中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中外国资产所占比例最高：1973-1974年度为69%，1978-1979年度进一步上升为77%。而加工制造业则从12.3%下降到6.3%，这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投机而非生产性质，他们对改善印度工业技术没有兴趣。下面的数据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印度私人公司向国外汇款（亿卢比）
年份 利润、股息、利息 专利权和技术费 总计 1960-1961 1.14 （48.5%） 1.21 （51.5%） 2.35 （100.0） 1970-1971 6.94 （72.8%） 2.59 （27.2%） 9.53 （100.0） 1977-1978 10.09 （67.9%） 4.77 （32.1%） 14.86 （100.0） 1979-1980 9.30 （70.1%） 3.96 （29.9%） 13.27 （100.0） 括号内为所占汇款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P.莫霍南•皮莱的《印度技术依赖的变化趋势》，特里凡得琅研究中心主编的《劳
动报》193卷。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页。
表中在“利润、股息、利息”和“专利权和技术费”两项汇款中，从1960年到1980年，
专利权和技术费的汇款数额从51.5%下落到29.9%；而利润、股息和利息的汇款则从48.5%
增长到70.1%。这说明在印度的国际投资更多地是一种食利性而非生产性投资。这种情况80年代以后有所改变，但到90年代末国际投资又迅速从技术密集型领域退出。如下表所示：
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产业分布（1980-1997）
产业分布 1980年5月 1990年5月 1991-1997年 投资总额（亿卢比） 投资总额（亿卢比） 投资总额（亿卢比） 种植业 3.85（4.1） 26.50（9.8） 49.01（0.33） 矿业 0.78（0.8） 0.80（0.3） 155.76（1.06） 石油和电力 3.68（3.9） 0.30（0.1） 4239.05（28.91） 制造业（1-8） 81.16（87.0） 229.80（84.7） 5451.35（38.28） 1．食品和饮料 3.91（4.2） 16.20（6.0） 757.48（5.17） 2．纺织品 3.20（3.4） 9.20（3.4） 237.00（1.62） 3．机器和机械工具 7.10（7.6） 35.40（13.1） 328.30（2.24） 4．运输设备 5.15（5.5） 28.20（10.4） 710.82（4.84） 5．金属和金属产品 11.87（12.7） 14.10（5.2） 732.25（6.08） 6．电气和电子产品 9.75（10.4） 29.50（10.9） 790.72（5.44） 7．化学和附属产品 30.18（32.3） 76.90（28.4） 1007.59（6.88） 8．其他制成品 10.00（10.7） 20.30（7.5） 880.89（6.01） 服务业 3.85（4.1） 14.00（5.1） 4590.86（31.32） 总计 93.32（100.0） 271.40（100.0） 14662.18（100.0） 括号数为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1985年、1993年〈印度储备银行公报〉；1997年12月《印度投资中心新闻通讯》。转引自文富德、陈继东编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巴蜀书社2003年版，381页。
从1980年起，在印外国投资大幅向制造业集中。1980年，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87%，而服务业为4.1%；到1990年制造业略降到84.7%，服务业略升到5.1%；在1991年至1997年间，制造业领域国外投资却猛跌至38.28%。而在技术成本较低的服务业中，国外投资则接近制造业为31.32%。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外资直接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化学和附属产品，从32.3%下降到6.88%；其次是金属和金属产品，从12.7%下降到6.08%；机器和机械工具，从7.6%下降到2.24%；电气和电子产品，从10.4%下降到5.44%；其他制成品，从10.7%下降到6.01%。近20年中惟有技术成本较低而利润较大的食品和饮料产业外资投资保持上扬，从4.2%上升到5.17%。这说明，80年代之后，外资逐渐从技术密集产业领域退向低附加值的产业：技术密集的程度与外资退出的程度大体成正比。
尼赫鲁在其任内的经济发展中放纵私人资本的结果是使其成为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导
力量，但印度政府并未能由此得到相应的财政回报。
私人经济在财富增加的同时，国家由其得到的税收却呈累退状态。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
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
1951-1952年度，对收入及财产的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47%；商品税占各邦税收总额的
53%。但到1992年度，直接税下降到总额的17%，商品税则上升到总额的83%。80直接税
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印度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其目
的在于减轻人民负担，缩小两极分化。但印度的税收结构变化表明，印度政府在大资本面
前步步后退，而不得不将财政负担转嫁到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般劳动人民身上。其结果只能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日益萎缩，政府对社会公正所作的承诺日益失去信用。国家税收的累进制度最终蜕变为对中小阶层增加负担的制度。
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是软弱的，没有人民消费力的国家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片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国家力量提高的标志，而不受控制的私人经济则必然导致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只有国家生产力与消费力同步提升的全面生产力才是国家力量的提高。在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增值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资本增值的前提离不开其产品的市场实现率。这样商品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了利润实现程度及资本增值成程度的关键。私营企业以利润为绝对目的的特性对国家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国家全面生产力即生产与市场统一的生产力发展则是不利的。在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为了利润，生产绝对要压低消费；而失去了有效的消费，生产就失去了有效市场；而失去了有效市场，生产就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81而消费的主体就是国家全体劳动者为主体的公民或人民，82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的生产力，就应当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生产力；人民是国家最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人民市场，从而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市场，则是国家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生长基础。
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对印度的未来造成致命性的损害在于它弱化了工业发展的根基即民族市场。民族市场的基础是国家的人民市场。由于国内国际私有权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的层层截流，使作为生产主体的全体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财富的同时却得不到相应的反哺。其结果便是日益增长和高比例的贫困人口在印度的长期存在。
1973-1974年印度计划委员会把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线分别定为每月49.1卢比和56.6卢比。世界银行采用由全国抽样调查和印度统计局确定的贫困比例的评估方法。由此1977-1978年度的贫困线标准是农村55.2卢比，城市68.6卢比。1983年农村为89卢比，城市为112.2卢比。世界银行还将低于贫困线75%的水平确定为极度贫困的标准。据此计算出1970-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数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1970-1988年印度贫困人口数及所占比例
贫困人口数（亿） 贫困人口比例（%） 贫困线以下 1970年 1973年 1988年 1970年 1973年 1988年 农村 2.368 2.521 2.522 53 44.9 41.7 城市 0.505 0.647 0.701 45.5 36.4 33.6 全印度 2.873 3.117 3.223 52.4 42.5 39.6 极度贫困线以下 农村 1.346 1.281 1.236 30.1 22.8 20.4 城市 0.284 0.315 0.329 25.6 17.7 15.8 全印度 1.630 1.596 1.565 29.8 21.8 19.2 总人口 5.476 7.332 8.137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印度：贫困就业和社会福利》（1989）。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页。
我们看到即使到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83
这样高比例的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撑印度工业扩张的可持续性。数据表明，1960-1961年度，印度社会底层的50%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仅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19%和21%，而20%的农村和城市上层富人却占农村工业消费品总额的55%和54%。1973-1974年度，这种比例仍无改变：农村底层的50%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1%，城市底层50%的人口占工业消费品的20%；而只占人口20%的农村富人和城市富人却各占工业消费品的53%和54%。84失去人民消费从而失去国内购买力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这可从下表1950年到1985年30多年间印度三大产业净产值增长的情况中得到反映。
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的增长率（按1970-1971年度价格计算）
部门 国民净产值的年增长率（%） 1950-1951
至1960-1961 1960-1961
至1976-1977 1970-1971
至1984-1985 第一产业 3.0 1.6 1.8 农业 2.9 1.5 2.9 林业 2.3 4.6 4.0 渔业 5.5 4.4 5.7 矿业与采石业 5.8 4.8 1.8 第二产业 5.4 5.0 4.2 制造业 5.7 4.8 4.5 建筑业 4.3 4.5 2.2 电气、供气与供水 10.9 10.1 7.6 第三产业 5.9 4.6 4.8 贸易交通运输 5.4 4.9 5.1 公共管理与防务 4.9 7.2 9.2 其他服务行业 3.2 1.9 6.8 总计:国内净产值 3.8 3.2 3.7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中央统计局白皮书《1970-1971年度至1976-1977年度国民核算统计》（1979年1月）和印度储备银行《1985-1986年度货币与财政报告》编制。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我们看到30多年间，印度工业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与第一产业农业萎缩性增长的进程
是一致的。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这30多年中，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增长率持续递减。这说明印度工业增长率的提高不是靠工业技术和生产领域而是靠非生产性的防务领域和流通服务领域拉动，因此其间的GDP的提高，并不表
明印度工业在这30年间的进步。下面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判断。
1950-1990年印度按生产要素成本计算的国内净产值分布情况（按1980-1981年度价格计算）
部门 百分比分布 1950-1951 1970-1971 1980-1981 1989-1990 I第一产业 58.3 47.8 41.2 35.2 农业 50.1 41.8 36.4 31.5 林业 6.4 4.3 2.8 2.4 渔业 0.7 0.7 0.9 2.4 矿业与采石业 1.1 1.3 1.3 1.3 II第二产业 15.5 21.2 23.0 25.5 制造业 11.4 15.3 17.0 20.0 建筑业 3.4 5.2 5.2 4.3 电气、供气与供水 0.3 0.7 0.8 1.2 III第三产业 26.6 31.0 35.8 39.3 贸易交通运输 10.7 13.8 16.4 — 金融与房地产 7.3 7.3 8.4 — 社会服务和劳务 8.6 9.9 11.0 — 总计（I+II+III） 100.0 100.0 100. 100.0 资料来源：根据《国民核算统计》（1990）、《1980-1981年度至1985-1986年度国民核算统计新系列》（1988年2月）和CSO《快速估算值》（1991）编制。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上表反映了印度独立后40多年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即产值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6.6%增至39.3%，高于前两个产业。其中贸易交通运输领域的产值比重由1950-1951年度的10.7%增至1980-1981年度16.4%，社会服务由8.6% 上升到11%。金融与房地产由7.3% 增长到8.4%。而40年间农业产值比重由58%下降到35.2%，而工业仅从15.5%增至25.5%。这说明印度产业泡沫化倾向日益严重。
过于庞大的私有产权加上泡沫化经济，导致国家发展成本及其对货币的需求无谓增大，这反过来又拖累了国家经济发展。“二五”计划公营部门投资的资金来源预定：25%靠国家财政收入结余，25%靠发行公债和储蓄筹集，其余50%计划依靠财政赤字和外援解决。但在具体实施中，有些指标难以落实。公营部分计划投入的资金特别是外汇不能完全落实。由于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计划执行不到三年，就爆发了外汇危机。英镑存款动用了80%，外汇储备从74.6亿卢比下降到14.2亿卢比。政府只得压缩投资，严格控制进口。其次，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筹集的资金也不能落实（主要是原来估计的税收落空，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并争取外援。“二五”计划以前的八年中，印度接受外援48亿卢比，“二五”期间猛增256亿卢比。外援以美援为主。外援在公营部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由“一五”的9.6%上升到22.48%，由于压缩进口，结果钢铁、重型机器、化肥、重型电机、水泥等许多产品的产量指标都未能完成。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三五”期间从国外筹款239亿卢比，占公营部分总支出的约28%。到1966年印度的外债达250亿卢比。尼赫鲁不无遗憾地说：“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受益。”85前5个五年计划（1951-1979年）设想的总支出为6980亿卢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打算投资9750亿卢比，但实际投资在11000亿卢比以上。这迫使印度政府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86对此，学者们看得明白，经济学家普纳布•巴丹说：
印度经济低增长源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对工业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和白领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阶级安抚政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去满足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的各方面的需要，在此同时，资金也就耗尽了”；巴丹指出“最重要的、渗透经济各方面的因素是三个有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富农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冲突。结果形成了用以满足统治联盟中各伙伴利益的补贴和优惠制度，致使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被吞蚀，非发展费用无限制地继续增加”。87
印度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也一言中的，他说，
印度的失败是在分配上而不是在增长上。88
分配问题说到底还是生产关系问题。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独立之初不彻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后来不得不付出的几乎是天价的国家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工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土地改革的成功，农业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动力。如下表所示：
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年份 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农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 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的比重[2] “一五”时期 81.3 38.2 50.6 83.5 75.0 “二五”时期 69.0 23.9 36.9 76.5 71.5 1963-1965年 82.1 31.7 47.2 73.3 67.9 “三五”时期 81.4 30.8 45.2 68.7 75.6 “四五”时期 78.5 25.7 39.6 70.9 68.0 “五五”时期 73.7 24.4 38.4 68.8 55.9 “六五”时期 68.9 28.1 43.0 68.9 43.0 [1]按不变价格的总产值计算。
[2]按外贸部门业务数字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我们看到中国从“一五”到“六五”期间，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普遍下降，但其对工业的增长仍起着“半边天”的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一直保持在65%以上。
其次，由于废除了私有制度，中国农业对工业的贡献还通过特殊的“剪刀差”形式表现出来。这从国家内部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可回避，而印度国家发展始终不能解决的“原始积累”难题。
据测算，中国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的价值，通过剪刀差转移到工商业部门的价值量，1957年是23元，1978年25.5元。1979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部分提价20%，超购加价从20%提高到50%。综合价格一次提高幅度达49%。即使这样，农业转移出去的价值量仍为10元。另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1953-1978年计划经济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89学术界可能对这些数据有不同的估计，但“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源于农业”90的判断离事实应不会太远。
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才有可能在城乡之间实行这种特殊的价值转移形式，这种形式又使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不依赖国际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条件下拥有充足的资金投资工业和国家基本建设，并由此创造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如下表所示：
中国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单位：亿元）
年份 基建投资 农业投资 轻工业投资 重工业
投资 占基建投资的比例（%） 农业 轻工业 重工业 “一五”时期 588 41. 8 37.5 212.7 7.1 6.4 36.1 “二五”时期 1206 135.7 76.6 651.7 11.3 6.4 54.0 1963-1965年 422 74.5 16.5 193.7 17.7 3.9 45.9 “三五”时期 976 104.3 42.6 498.9 10.7 4.4 51.1 “四五”时期 1764 173.1 103.0 874.9 9.8 5.8 49.6 “五五”时期 2342 246.1 156.3 1075.5 10.5 6.7 45.9 “六五”时期 3410 172.8 234.5 1312.5 5.1 6.9 38.5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我们看到，从“一五”到“六五”，工业基建投资一直是以高于农业基建投资的倍数的规模上进行，这如果没有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的资金，中国工业的这种扩张式的投资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这样，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这可以算是历史上工业化进程中的奇迹了。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从长远国民经济结构改造的效果看，却是值得的。1953年毛泽东同志对此事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比较印度工业道路漫长低效的历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提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程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关键性的。92如下表所示：
中国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国别 1971-1980 1981-1985 1971-1985 1991-1994 世界总计 4.1 1.9 3.3 0.6 中国 9.1 10.7 9.7 23.9 印度 4.1 6.3 4.8 3.5 资料来源：1971-1980年；1981-1985年；1971-1985年三期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1991-1994年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
中印工业生产指数比较（1985-2002）
地区和国家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9 2000 2002 世界总计 109.7 125.7 122.5 122.4 122.8 122.7 113.6 121.2 120.3 中国 176 358 411 524 671 846 148.0 162.5 194.3 印度 142 209 213 221 223 240 125.6 131.9 143.2 1998-1994年数据1980年=100；1999-2002年数据1995年=100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我们曾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根据印度和中国1820-1952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得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的判断，但由于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工业领域私人资本的壮大发展，印度在相对摆脱了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后，其生产力又再一次步入新的具有浓重买办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陷阱。生产关系再次束缚生产力，致使印度在独立之初就没有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看好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迅速落后于中国。
对此，印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过公正的评价，他认为：
“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93
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对自己祖国有深厚感情、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偏见、在经济学领域又比较客观的学者，因此，他对中国的评价在进行印、中比较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原小则鲜94：竭泽而渔的国家财政
携带着大量私有权而诞生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有力控制和巨量的高额国际利润回流以补偿国内随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私有权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就不会是动力，而是国家发展的包袱。英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是沿着前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及拉美许多国家走的则是后一条发展路线。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95在前类私有制国家中，私人资本在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的社会分化，而这又由海外经济政治的扩张带来的大规模利润回流而得到补偿。96在后类象印度这样的私有制国家中，私有资本刺激了国家经济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反哺由此产生的日益分化和萎缩的社会与民族市场。结果只有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从而牺牲民族市场的方式，与前类国家的资本结合并成为前类国家的附庸。
苏联、中国则是沿着限制，乃至消灭私人资本并由国家控制经济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获得快速和独立自主发展的。在这类国家中，国家通过平均消费的方式，将国民财富不经任何产权分流而直接转为工业化初期急需的“原始积累”。与苏联解体的结果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下，既避免了拉美道路又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97
与欧美国家和苏联、中国这两类国家发展道路不同而与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印度取得民族革命成功后却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却步不前，除一些宣言式的民主设计外，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又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主导国家经济的私人资本集团。一方面私人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巨大扩张，另一方面日益萎缩的人民购买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在政府巨大财政开支的保护下人民生活守着最低的消费底线，主动的人民购买能力异化为被动的政府采购能力──这就是外国商人进入印度如不经过政府采购便会一无所获的真正原因。这与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快于政府最终消费、日本、西欧等主要国家两种消费大体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981960年到1980年，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0%下降为69%，而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则从7%增长为10%。991971年至1980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5.7%，而同期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9%。1001990-2002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368% ，而居民最终消费则增长了 311%。101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贫困人口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印度消费支出也在增长的原因。政府用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包养了数量日益扩大的贫困人口。与私人企业不同，政府主管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地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指标的要求。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有企业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家企业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人企业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印度经济学家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对国营经济的评价公平且有价值：
如果把私营部门企业的这种财务状况同中央政府企业的相比，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私营部门企业只比公营企业好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私营部门企业只有一个目标“最大利润”，而公营部门企业还必须满足许多目标并受到许多制约，就更是如此了。102
笔者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见解，对评价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也是有益的。国有企业担负着社会公平的责任，这本身就需要更大的隐型成本支出，因此仅仅用单一和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的经营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有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印度国企的所谓“经营不善”，103也导致国企天然承担社会公平责任的能力丧失。在印度这样的私有权主导的社会中，这又迫使政府必须为社会公平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这与国企破产率为正比──财政支出并为此对货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在满足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资金的不足又反过来迫使政府被迫实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财政扩张政策。结果政府成了私人资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总代理和庞大的穷人群体的总“保姆”。
印度财政支出分为经常账户支出和资本账户支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国防、行政支出、有形资产的保养和维修支出、折旧费等纯消费性支出；资本账户下的支出有债务款、贷款的还本付息、更新改造等增值性支出。印度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显示的数据结构表明，印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主要部分还是非资本性支出。如下表所示：
印度政府经常支出、资本支出及其占支出总额的比例 （单位：亿卢比）
时间 经常支出 资本支出 经常支出/支出总额 （%） 资本支出/支出总额 （%） 1950-1951 35.0 18.0 66.0 33.9 1970-1971 318.0 249.0 56.1 43.9 1979-1980 1191.6 587.1 67.0 33.0 “六五” 9850.2 5679.0 63.4 36.6 “七五” 23927.4 11658.7 67.2 32.8 1990-1991 7351.6 3178.2 69.8 30.2 1991-1992 8229.2 2912.2 73.9 26.1 1992-1993 9270.2 2991.6 75.6 24.4 1993-1994 10816.9 3368.4 76.3 23.7 1994-1995 12290.2 3937.0 75.7 24.3 1995-1996 13632.8 3582.3 79.2 20.8 1950-1951年度、1970-1971年度的数据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页）并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其余资料来源：RBI各项公告；中央政府预算备忘录（RBI银行）。转引自中国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印度财政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上表可见印度中央财政中经常支出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大大超过资本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工业化建设之初就面临巨大的非赢利性的财政支出，这种支出竟占1950-1951年度的66%，而赢利性支出则占33.9%。这巨大的支出多用于消化社会与私有产权间的巨大摩擦并由此成了国家的财政包袱。如果说这只是建国之初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暂时现象，那这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印度后来的发展中反而有增无减。经常支出从80年代后期占总支出的67%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79%，而同期资本支出则从33%下降到20.8%。这说明政府财政促进国家发展的功能萎缩，政府近成一个入不敷出的赤字消费机构。
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具有资本扩大再生能力的私人大资本企业，却不是国家税收的大户，而资本扩大能力有限的中小经营者却承担日益沉重的纳税压力。
印度的税收（1950-2003）
（单位：亿卢比）
年度 直接税 间接税 税收总额 税收总额占GDP总值的百分比（%） 1950-1951 23.0 43.0 66.0 6 1960-1961 42.0 104.0 146.0 10 1970-1971 110.0 359.0 460.0 14 1980-1981 369.0 1610.0 1979.0 17 1990-1991 1102.4 4515.8 5757.6 10.1 2000-2001 6919.7 11868.1 18706.0 9.0 2001-2002 6919.7 11612.5 18706.0 8.2 2002-2003 8308.0 13128.4 21626.6 8.8 资料来源：1950-1981年数据参见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1990-199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数据来源参见印度财政部网页：
Economic Survey，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纳税的主要部分由本应是赢利最多且有支付能力的大资本家阶层暗转为支付能力日益萎缩的中小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其结果必然是财政缺口愈来愈大，持续增加内外债务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选择。104如下表所示：
印度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及其占GDP比重（1950-2003）（亿卢比；%）
1950-51 1980-81 1990-91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内债 202.0 4845.1 28303.3 110259.6 129486.2 149958.9 占总额（%） 99 81 90 94 94.8 96.2 外债 3.0 1129.8 3152.5 6594.5 7154.6 5961.2 占总额（%） 1.5 1.9 10 5.6 5.2 3.8 公债总额 205.0 5974.9 31455.8 116854.1 136640.8 155920.1 各项债务占GDP比重 （%） 内债 — 35.6 49.8 52.8 56.7 60.7 外债 — 8.3 5.5 3.2 3.1 2.4 公债总额 — 43.9 52.7 55.9 59.9 63.1 1950-1951数据来源：转引自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1页。
其余各年度数据来源：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
http://indiabudget.nic.in/es97-98/chap21.pdf；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印度独立之初经济建设立足于国内，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到2001-2202年度外债持续上升，与1980-1981年度比，外债总额增加了5.3倍，比1950-1951年度增加了2384.9倍。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政府的财政困境。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外债大规模增长的同时，内债则以更大的规模扩张。2003年印度政府内债是1980-1981年度的31倍，是1950-1951年度的742倍。以至在2002-2003年度政府债务总额竟占当年GDP的63.1%，在外债大幅增长的同时，其中内债仍占GDP的60.7%。这样的内债规模，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没有劳动者多数被迫大规模出让（减少）国民收入和政府不断向有产者让渡特权则不能解决。
印度政府债务持续高居难下的后果又进一步导致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政府采取赤字财政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获得用于实现五年计划的必要资源。当仅靠税收和国民借款不足以弥补赤字时，缺口部分就由靠借债弥补。如债务仍不能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扩大赤字财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印度的财政赤字（1955-2003）（亿卢比） 1955 1960 1965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35.1 64.9 123.6 135.5 160.0 217.6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1978年 1980年 169.8 246.4 348 412 535 930 1980-1981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4-1995 1995-1996 773.3（5.7） 4463.2（8.3） 4017.3（5.7） 6025.7（7.4） 5770.5（6.1） 4601.0（5.8） 1996-1997 1997-1998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6226.6（5.0） 3760.6（6.6） 10471.6（5.4） 11881.6（5.7） 14095.5（6.2） 13130.6（5.3） 括号内为该年赤字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
1955-1980年数据：《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1980-2003年数据：印度财政部网:Economic Survey
http://indiabudget.nic.in/es96-97/TAB21A.HTM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2.pdf
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1.pdf
从上表可以看出，印度财政赤字基本上主导和推动着印度的财政预算，其规模越来越大。印度政府支出预算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速，而且在GDP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在1950-1951年度的以现行价格衡量的GDP中，全部支出仅占GDP的5.66%，到“七五”时，财政支出总额已占GDP的20.64%。105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到2003年间，一直在5-6个百分点上下浮动。
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创造国民财富，而只是透支国民资源的手段。当赤字财政走得太远时，就要破坏支撑国家财政的经济基础。
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通胀引起价格上涨和货币购买力下降，如下表所示：
印度货币购买力变化趋势（1950-1982） 年份 消费物价指数
（1975=100） 消费物价上涨率（%） 货币购买力 年下降率（%） 相当于1950年币值数 1950-1960 25.5-31.2 2.0 2.0 0.817 1960-1970 31.2-57.9 6.4 6.0 0.440 1970-1975 57.9-100 11.5 10.3 0.395 1976 92.2 -7.8 -8.4 0.428 1977 100.0 8.5 7.8 0.395 1978 102.5 2.5 2.4 0.386 1979 109.0 6.3 5.9 0.363 1980 121.5 11.5 10.3 0.326 1981 137.3 13.0 11.5 0.288 1982 148.1 7.9 7.3 0.267 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通胀使政府陷于两难：通胀结果又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要阻止价格上升，这又会反过来使投资赢利和投资热情同时降低。在因贫困人口巨大而使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从而投资机会日益减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政府财政赤字长期高居不下的后果，只能是导致印度政治的频频“地震”;政府频频更替又加剧了每届政府竭泽而渔的财政扩张政策。
与印度比较，中国生产关系成功改造大大强化了政府控制和利用财政的能力。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中国财政收支大体保持赢余状态，财政赤字扩张只是在开放，尤其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才出现其增长高居不下的势头。106与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快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情况相似，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4.12倍，政府最终消费则增长了6.09倍。但从1981年到199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13.2倍，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12.5倍。107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计划经济时期包办居民基本消费的功能正在减少。由于印度国民财富不能反哺多数劳动者至使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长期存在的现实，包办穷人基本消费是印度政府至今抛不下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不仅如此，中国财政与印度财政有本质区别的是，由于建国以来生产关系中的私人产权关系的基本消失，中国的财政，即使在赤字扩张的情况下，支出的主要部分都集中流向生产领域即在印度财政项目中被称作的“资本支出”领域。数据显示，在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国家财政并没有在生产资料交易领域作出过多的支出，直到1980年前，政府的债务支出也在绝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比例。108从财政税收方面看，中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税、增值税，而企业所得税在相当的时间内也是比较低的。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企业利润几乎为国家全额所得并直接用于其他部门的基础建设。但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所得税大幅增长，成为仅次于增值税的纳税大户，这可能是中国大幅进行国企改革的结果。109
中国和印度所有这些差别的产生，都应从中国建国之初所有制改造比较彻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只有在彻底的生产关系改造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具有强大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有限的国家资源才有可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