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成就不能归功于哪一个人，但在帮助避免世界末日的大决战（核战争）方面，谢林先生的贡献不逊于任何人。之所以说他为避免战争作出了贡献，是因为他对战争有着透彻的理解，并作出了精辟的阐释，是他改变了知识潮流，影响了一代战略思想家，同时，几乎是在无意之间，使诞生初期的博弈论学科不至纠缠于细枝末节。
本周一，谢林与数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奖项姗姗来迟，但将它颁发给谢林先生这样一位几乎不从事研究的学者，也有些令人纳罕。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们要问他何以谋生，我只能这样回答：凭借他的智慧。”
如果你也想不作什么技术研究就赢得诺贝尔奖的话，谢林先生的成功秘诀其实很简单：去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别人没能总结出来的方法或思路，展示如何利用它们说明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并用最绚丽的笔法加以详尽阐述。
在谢林先生之前，博弈论是对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数学分析——工会是否号召罢工，取决于工会领袖是否认为管理层会因此给工人加薪；我是否会在打扑克牌时作弊，取决于我是否觉得你有可能识破这一伎俩。博弈论和原子弹几乎同时诞生，都得益于同一位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早期的博弈论理论家曾试图用这一理论来理解核战争。但当时他们的分析缺乏说服力。诺伊曼就曾经向《生活》(Life)杂志表示：“如果你问为什么不在明天轰炸敌人，那我要说，为什么不是今天呢？”
谢林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一书，使战略思想和博弈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谢林摒弃了同行们的数学方法，将博弈论的严谨思想应用于更为丰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超级大国们力图理解对方威胁与承诺背后，彼此心照不宣的信号。谢林指出，即使是再不共戴天的战争，也包含着敌对双方共同利益与合作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冷战一直没有演变成真枪实战这一惊人的事实，正是20世纪各方合作的结果。
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建言其他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数学理论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加以阐述。我们往往忽略了马歇尔的建议，但是谢林却身体力行。
为了解释稳定威慑与非稳定威慑之间的差别，谢林设想出一幕开拓西部时的对峙场景，对峙双方弹在膛中，一触即发。然后他评论道：“如果双方都确信自己有把握在临死之前进行准确的还击，那么先开枪的一方将无任何优势可言，这样也就无须害怕对方会先开枪。”
美国一改对苏联侵犯实施大规模报复的既定政策，转而采取保持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以避免对方突袭的策略，这中间上述思想起到了一定作用。结果表明，这种对峙的稳定程度之高，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谢林先生的横向思维极富跳跃性，以至于他的同事们有时认为他脑子出了问题。在一次长途飞行中，他在信手圈圈点点之后发现，即使没有极端的种族歧视，现代城市中常见的极端种族隔离现象也可能出现。当一些家庭试图避免被一个不同种族的群体所包围时，在一个人们都满足于不同种族真正混居的城市里，也可能出现鲜明的界线。这种事态结果与其产生的动机大相径庭。30年后，谢林先生的方法论被输入功能强大的电脑系统，并成为一项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基于代表性主体的 (agent-based modelling)建模。
谢林先生也不曾把自己局限于严肃的政策问题：他曾研究犯罪团伙勒索钱财的有效途径、圣诞贺卡联系人名单不断拉长的问题，以及在陌生城市如何找到失散的旅伴。这些古怪的论题，与他那种通过不寻常的类推中发现真谛的能力密不可分。
谢林先生是经济学思想的一位伟大交流者；许多人也认为如此。我只是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能效仿他的方法。唯一的原因在于：他本人是无法效仿的。
作者为《金融时报》撰写《亲爱的经济学家》专栏，他还著有《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一书，该书将于11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 作者：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10月13日 星期四 译者/梁彦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