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效率、公正和公平问题。这也应当分为学术研究和公共选择两个层面来讲。
在学术层面，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更多地注重于效率，甚至有“只管效率”、“效率主导一切”、“效率为王”的倾向。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说出“经济学不研究公平”这样的外行话。讲效率并没有错，但是抛开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来讲效率是存在重大理论缺陷的。即使在学术层面上，即使是站在狭义的“效率”和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地发展的角度看，（规则）公正、（结果）公平、（交易及行为）正义合法都绝不应忽视，它们与效率一样地重要，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更重要，并且这还不谈将“效率”直接置定为“创造或能够带来更大效用满足的经济资源的效率”而不是更直接而根本的“效用和福利增进的效率”或许存在重大理论隐患。总之，虽然“只讲效率最大化”作为一种学术题目来研究并非不可，但是将这种研究直接作为公共抉择的主导性依据，就作了不应跨越的大跨越。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价值取舍，是引发对许多问题争执的内核。关于正义、公正、公平和合法性对效率的重要影响，本书编者之一在《就周其仁、张维迎发言如是说》一文中有简要的阐述，这不多说，留待学术界继续讨论吧。
在公共选择层面，当一些精英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甚至公然喊出——为了“效率”（实际上更主要地是一部分人财富膨胀的效率）应当牺牲掉一代人（三千万国企职工）（的利益）的时候，依照前述公共选择和公民意志表述之逻辑，这些“或将被牺牲掉的人”也同样有理由说，应当将“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的家伙扔进大海里喂鲨鱼，应当杀掉“恶富”来救济社会贫民，这样我们几千万人可以更幸福。这就是公共选择和公民社会。任何人都可以表述自己之所想，但是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权利仅为了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效率违背正义和公理地要求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国家和政府选择牺牲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允许这样做，那实际上也就认同了流氓无产者“杀富济贫”的合法性。这注定不是“多赢”而是“多输”的公共制度安排。如果是这样，整个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然，在理论上，国家暴力机器可以纵容和默许更有效率的一群人从精英们认定的“应当被牺牲掉的一群人”的钱袋里和国民帐户里“抢、偷、骗”，同时又阻止流氓无产者们“杀富济贫”、“劫富济贫”，但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绝不会是以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的圣经）为思想武装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所执政的政府能够干得出来的。
或许有人说，你这是静态的，动态来看，效率普遍提高之后大家都会收益，利益受损者也应当可以得到补偿。这或许可以成立。但是，什么时候补偿、如何补偿、谁来补偿、对谁补偿，依什么规则来补偿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有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才有意义。没有这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仅凭一张空头支票甚至口头安慰——“明天会更好”，没有任何意义。这甚至可能成为继续纵容和默许一群人从精英们认定的“应当被牺牲掉的一群人”的钱袋里和国民帐户里“抢、偷、骗”的拖延之词，一如“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派大使跑到美国政府所讲的那番“和平继续有保障”的说辞。有人说，日本大使讲话时他是真诚的，他不知内情，果真如此，那大使是可怜的，但更是可恨的。
需要再强调的是，在社会公共选择层面，“效率主导一切”、“效率为王”的思想意识是非常错误而危险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让某人成为国家唯一的暴君，其余的人全部成为他一个人的奴隶，受他如牲口一般奴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愿意将财富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但他有能力带领大家创造比当今美国更富强的物质文明，请问这样的社会是否就是我们应当选择的理想社会？借用周其仁说郎咸平的话说，你有特别嗜好并喜欢过这样的生活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要我（们）也过这样的生活，门都没有！
如果“效率主导一切”、“效率为王”成为国家公共领域的主导性政治哲学。那绝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将是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比方说路上有两个人，国家、政府或某些可以主导公共抉择的精英认为，两个人的财产调换一下会更有效率，甚至将其中一个人的财产完全无偿转移到另外一个人手里会更有效率，于是不管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是否同意这种调换或转移，但为了更有效率，作为有暴力垄断的国家和政府就强制性实施相应的“产权改革”，或者纵容、默许其中能够创造更高效率的人用“抢、偷、骗”的方式完成这种为了更高效率的“民退民进”。此时，国家事实上已经沦为那群扛着“效率”大旗的强盗、小偷和骗子们的帮凶和幕后主使。还是那句话，在公共选择层面，你有特别嗜好并喜欢过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要我（们）所在的社会也改革成那个样子，或者为了你所认为的“远大目标”要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我们的社会强制维持成那个样子，门都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个正常、文明的国家会奉行这样一种怪异而邪恶的公共哲学。
所以说，一些学者所表述的诸多主张，如果真是基于这种“先进的政治哲学”，那他们的哲学实际上是一套强盗哲学——依仗暴力机器强制他人缔约交易，强制他人转移让渡自己所拥有的但不愿意转移让渡的合法财产和权益。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不讲行为和想法是否道德，不讲是否公正，不讲是否正义，不讲是否合法，经济学只研究效用和效率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问题。但这其实是一知半解、走火入魔的荒谬之论。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便在此展开讨论。我们只能说，这些经济学家是在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和走火入魔，歪曲和践踏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7、谁是不该失语者？
国企改革，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公共问题，所涉及的面是全方位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关于“国企改革”讨论，本次并不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经济学家们已经讲得很多了（但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所顶礼膜拜的“效率”也依然没有争论清楚）。甚至有人说，这一次，郎咸平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炒了一下若干年前秦晖、何清莲等人曾经炒过的冷饭，进而惹发了若干年前的争吵胜利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是否如此我们不做评判。
秦晖教授在2004年国庆之后的几篇长文中则强调指出，所谓的“左”和“右”的争执，虽然可能都是出于为国家更强盛富强、人民更幸福安康，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民主而科学的公共抉择机制作保证，难保不出大纰漏，例如极左派“假主义”有可能利用极右们所忽视的“真问题”而将历史的车轮逆转几年。所以，更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是重要的，例如，允许充分的言论表述，同时在公共抉择的时候，每一利益集团都应该有比例相称的代言人代表，如此等等。这一点（基础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真正长治久安、真正繁荣富强的极端重要意义），也是陈志武、汪丁丁、吴敬琏等诸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同时它也是我们的认同。
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目前真正普遍失语的是研究“财产转移”合法性的法学家，研究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对社会发展如何影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研究行为正义（包括“交易正义”以至“偷抢骗是否正义”）的哲学家，研究公共选择中诸如公共意志如何表达、如何聚集等问题的政治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存续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的诸多社会群体，如此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听到过他们的声音。
总之，无论是在诸多学术领域，还是在公共选择领域，以至社会生活领域，我们期待更深入，更广泛，更规范的讨论。
在那里，或许有中国的下一个出口。
《出路——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李健、王小卫编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李健，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个人主页:http://www.jingjixu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