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调查显示，在伦敦金融城去年冬季的奖金发放中，获得最大红包的银行家并非来自并购、股票或债券等通常领域，而是像结构性信贷等较为新潮的领域。
同时，地区差异也是存在的。在伦敦，从事交易和构建新型信用产品的董事总经理们分别平均赚得160万英镑(合280万美元)和110万英镑，而在纽约，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0万英镑和100万英镑。
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反映在各个层面，而且可能已随着汇率变化而有所扩大。但是，它暗示着近年来悄然展开的一种趋势，这或许是伦敦未曾张扬的成功故事之一。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总体规模以及银行的雄厚实力，赋予纽约强劲的金融力量，世界上其它任何金融中心都无法与之比肩，不过，在结构性信贷领域，伦敦表现强劲。
特别是近年来，欧洲(而非美国)在产品和交易过程创新方面做得更多。这已转化为伦敦金融城的营收增长，以及银行家们的丰厚奖金。
“做结构性信贷的人时下在伦敦非常抢手。”Napier Scott的招聘顾问迈克·斯塔布斯-埃金顿(Mike Stubbs- Eggington)表示，“这是因为伦敦在信用衍生产品的开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过去5年间，它实际上已经起飞，超越了其他金融中心。”
伦敦对冲基金Cairn Capital创始人、JP摩根(JPMorgan)前任信用衍生工具专家蒂姆·弗罗斯特(Tim Frost)说：“伦敦孕育并领导着全球结构性信用市场的创新。”
准确衡量这种趋势是不可能的。因为像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 CDS)这样的新颖产品还很年轻，多数交易是在交易所外进行的。
但是，根据交易商-客户交易平台MarketAxess预计，在全球CDS市场上，交易商(主要是银行)和客户(主要是对冲基金)之间日交易额约为30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一倍半。
再加上银行间的交易(估计日交易额为200亿美元)，就意味着CDS的日交易额显著高于现货债券。MarketAxess指出，CDS交易有一半是在欧洲进行的，这与现货债券市场美国交易额远超欧洲的情况截然相反。
说的更明白一些，信用衍生品中许多利润率较高的创新产品总是先在欧洲出现。
就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CDO)，即债务资产组合而言，美国在90年代创造了现货工具。但近年来流行的最新“合成”(即基于衍生产品的)CDO，目前似乎在欧洲发展得最为迅速。
“90年代末，开发中心的确从纽约转到了伦敦，” 曾供职于JP摩根的CDO咨询顾问特瑞·杜哈恩(Terri Duhon)表示，“许多创新是在伦敦发生的，目前仍在发生着。”
美国本应是科技领域的佼佼者，但欧洲在此领域后来居上。纽约的许多交易还以纸面或电话方式进行，而欧洲的银行在采用电子交易方面超前了很多。
“欧洲市场在一年半以前就积极采用电子交易和其他创新，如可交易信用定盘，远远领先于北美地区，” 纽约Creditex 负责人森尼尔·海勒尼(Sunil Hirani)表示。Creditex是交易商之间的经纪公司。“我们在欧洲的几乎全部交易都以电子方式进行，而美国业务的电子交易量则接近于零。”
一些银行家将此归因于监管机制的不同。他们认为，从传统上讲，伦敦的监管比纽约宽松，这更有利于创新。
其他人则指出欧洲各国的法律体系和市场各有不同，按照某些银行家的说法，这促使欧洲金融界人士进行比美国更多的创新。
但是，对于伦敦在信用衍生品方面的领先地位，最相关的单一因素也许是：欧洲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水平低，而这曾被视为伦敦的弱点。传统上，欧洲企业债券市场的规模远远小于美国，因为它被细分为不同的货币机制，同时企业习惯通过银行而非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由于缺乏传统债券市场，90年代早期，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投身于比传统债券更为创新的产品。一位资深银行家表示，“这就好像不用在固定电话上费事儿，而是直接去使用移动电话。”
这种差异会继续吗？一些观察家认为不会，部分原因是经营信用衍生品的机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虽然银行创造了信用衍生品业务，但对冲基金却在这一领域表现越来越活跃。而且，不管是在大西洋东岸还是西岸，这些基金往往极富创新精神。
同时，有迹象显示美国公司正在收购欧洲的科技集团，这应该会有助于普及创新。
不过，其他观察人士则认为，在一段时期内，“人的因素”将继续为伦敦提供支持。
Cairn Capital的弗罗斯特先生指出，“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信用衍生品)市场，员工平均年龄为25岁。而在信用市场根基更为深厚、流动性更强也更为成熟的美国，多数员工在20年前就入行了。”
“伦敦需要创新，也拥有创新所需的人才和条件。”
（吉莲·邰蒂(Gillian Tett) 10月14日 星期五 译者/梁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