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著名记者萧三匝先生《天涯的“暴富”和〈读书〉的“寒酸”说明了什么？》

萧三匝先生援引《第一财经日报》近日消息，对风险投资（VC）500万美元垂青网路天涯社区，又及纸媒《读书》的“寒酸”，发来《天涯的“暴富”和〈读书〉的“寒酸”说明了什么？》的评论文章。窃以为涉及远见投资与媒体细分的学问，试论一二。
媒体诸体不分，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始终未能获得独立地位，始终未能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媒体，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保障有关。言论权之不保，其他一切权利盖无从谈起，或曰言论自由为一切自由之母。

由于中国传统与西洋传统不同，历代盛世之君、中兴之主、不甘沉沦的末代皇帝，仍对臣民之言论权怀有一定的敬畏，再加上士人的不断努力，在中国绝对存在有别于皇统的道统，就见于那些经史子集煌煌耀眼于中国文化殿堂。然而仅发愿于借鉴先进传播手段，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而不赋予媒体应有之法律地位，将困扰于历代禁毁怪圈，不能与万国竞争，尽显当世风流，建永世功业。

就媒体一项，观察百年中国，则无出张远济、王云五等先贤所创办之商务印书馆之右者。商务印书馆不独在上个世纪初，就列名中国企业50强，而且属于远东第一流的文化出版教育科研机关，其总经理出则参与国事，放洋则享国宾之礼，凡识字者无不敬重。“仕途一时荣，文章千古秀”虽然过誉，但媒体确实属于名山之业。
商务印书馆最初由几个基督徒创办，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承担起重塑国民精神的重任，新学（亦称洋学或西学）旧学（亦称国学或中学）并重，以出版各种课本痛下发蒙普及工夫，以创刊各种报章杂志涵养提高品位，蔚为大观，是一代媒体之王。
再看各种报刊，有领风骚数十年的外资报纸《字林西报》，有独占鳌头数年而影响百年的《新青年》杂志。

如果媒体的外部问题解决，即媒体与政府的边界明确，也即媒体取得独立的实体地位，则中国媒体的春秋鼎盛时代必将来临。今岁温家宝总理推出《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如同“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一样激动人心、大快人心。
细看天涯社区，以IT为载体，既有大众传媒的精神体现，也有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其社区是细分的，又是相互影响的，提高者有伴侣可切磋，不怕曲高；普及者呼朋引类，不堕流俗。天涯社区并无渲染暴力情色事等，各种社区教学相长，分享经验，人气旺盛，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言论自由尺度绝非纸媒可比，国家之网路法令贯彻不移，网管尽忠职分，各路网友各安本分，共同见证了中国发展最迅速之事业，信息技术占一席之地。
《读书》杂志尽可以追求高雅，高雅者只是真理的纵向超越，高雅者只是哲学意义上的可证，高雅者只是美学意义上的可赏，高雅者只是可爱意义上的可敬，高雅者只是人类大道的贡献者。一言以蔽之，高雅者不可以逾情背理毁约失信。一旦离开道理情爱这些普普通通的大路货，高雅者立即急转直下。

高雅者不是简单资本所能堆积起来的，巨人不是黄金所能打造的，他们根植于时代沃土。正如北大稍有闪失，一代大师王国维立即辞退北大而奔清华执教。王国维的成长实赖于罗振玉、哈同等投资家的青睐。相比较而言，哈同则更胜一筹，当属远见投资家，也是中国文化的投资家，这是投资家的化境了，非常人可比。

说破了，大众传媒作为企业并无玄妙，尊重其客观规律，办出特色，自然受人追捧。而小众传媒（指象牙塔刊物），其运作方式别有不同，非远见投资家不能顾及。如果天涯社区与《读书》杂志可以通约兼容，天涯购并《读书》杂志又如何？

杜兆勇2005，10，17

海淀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街1号 京鼎律师事务所 100081

附

天涯的“暴富”和《读书》的“寒酸”说明了什么？

萧三匝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最近，一笔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已基本敲定要汇入天涯社区（以下简称“天涯”）的账户。中国最“偏远”的网络社区正试图走上“扩大商业化”的不归之路。此前，和天涯齐名的“猫扑”已经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而博客也办的越来越火，几乎成了公民论坛了。

风投为何频频垂青以传播人文思想为志业的网站？

答案其实很简单：“2005年7月Alexa统计数据表明，天涯社区在全球网站中排名第135位，在中文网站中排名第30位，而在社区类网站排名第一。”显然，资本家并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有修齐治平抱负的启蒙者。资本家所看中的不过是天涯的人气，以及由人气所带来的广告商的购买力。天涯可是具有400万注册用户的媒体呀！

由此想到《读书》的“寒酸”。多年来，以《读书》为代表的思想评论类刊物为何不是停刊就是发行量锐减，其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的影响日益式微？

原因很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其实让著名出版家、《读书》杂志的奠基人范用先生说到了：“有人问我现在还看不看《读书》。我说每期都看，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总的印象，如今的《读书》拔高了。我希望《读书》办得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杂志。”

范用先生之所以每期都看《读书》，显然饱含了自己对《读书》父母之于孩子般的殷殷深情。但连他这样的大出版家都觉得《读书》不适合象自己一样的读者看，《读书》的“曲高和寡”简直就是必然的了。

而众所周知，《读书》并不是没有得到过资本家的同情和眷顾的。不是有个长江读书奖吗？李嘉诚先生出于为中国保留一点读书种子的苦心孤旨设立了长江读书奖，而首届读书奖的获奖名单里竟然出现了评委垄断的局面，而据说《读书》现在已经成为某派知识分子的阵地。也不怪学界一时骂声鼎沸了。

在为李嘉诚先生的苦心感到惋惜的同时，我们不禁要说，那些自称知识分子的衮衮诸公们，你们为何不争气？

处天涯之远的天涯为何不仅“暴名”而且“暴富”？高居王城的《读书》为何沦落到捉襟见肘、顾影自怜的地步。按范用先生的话说在于《读书》太专，专成几乎成为少数“精英”的手抄本了。而倘若要天涯的网友说话，他们很文学性的表述是：天涯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显然，这个“他们”是包括知识分子的，但决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过是普通公民而已。整日里高呼公民精神的“知识分子”自陷于如“诗人”般的惆怅中自恋，而区区几个网站不费吹灰之力就夺了他们的阵地，不知“知识分子”感慨究也如何？

说到知识分子精神，赶巧我最近正在看已故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复观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一书。更巧的是徐复观的书中正好有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这篇文章使用的“春秋笔法”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文章开头就讲了自己和几个同人“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在“蒋公”的支持下，于1949年6月16日开始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

徐复观所谓“蒋公”的支持，明白讲就是经费支持，9万港币的预算最终都是由“蒋公”承担。而“蒋公”之所以承担经费，显然是因为希望《民主评论》成为在野人士在舆论上攻击共产党的喉舌。“知识分子”徐复观本来也是乐于前驱的，所以在最初，“蒋公”的钱还是能足额拿到的。但是，知识分子徐复观又并不太甘于御用，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有的人开始说‘徐某拿了国民党的钱，来骂国民党’”。后来，可能是国民党到台湾后自顾不暇，也可能是因为对《民主评论》不满，更有可能是认为“光复大陆”靠文章是不行的，“蒋公”的钱慢慢的就不好拿了。于是，自由亚洲补助了一部分印刷费。在自由亚洲的补助也停止的时候，《民主评论》的现实政治评论日益稀薄，在转向专谈文化问题后，“蒋公”的“支持”还是不到。最终，徐复观在一面在“不得不感谢蒋公的涵容之量”的同时，也不得不宣布《民主评论》停刊了。

一言以蔽之，虽然徐复观和殷海光的笔战一直不断，但《民主评论》的停刊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和《自由中国》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完全不同。

且看徐复观在总结《民主评论》停刊的原因时的春秋笔法：“我们也知道，办刊物应当以企业的方式去经营。但因本刊的性质、环境及我们几位朋友的能力，无法向这一方向发展。”“就我个人来说，我只有认真思考问题的态度，却没有适应现实的能力”。但随后，徐氏的高调越唱越高，“因为我们是站在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立场来讲真实的话，所以也不必，也不可能再向任何方面找到足够的支持”。“从《民主评论》的停刊来说，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奋斗，可以说是失败了。当然，少数人没有力量战胜庞大的集权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联合压力。但……我们更加坚强了对‘中国不亡，中华文化不亡’的信心”。更有趣味的是，徐复观给自己找的台阶居然是“所无愧于心的是，我一离开大陆，在生活上，得到《华侨日报》的帮忙，所以私人不曾开支过《民主评论》的一文钱，并且还多少赔了一点”。

看看，这“知识分子”说得多么轻松，多么高明呀！即便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责任，也仍然要将自己装扮成圣人？！难道，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吗？

之所以如此喋喋不休地抄书，不过是想说明：

一、 知识分子越是“知识分子化”，越是钟情于指导人民，越是强调所谓“知识分子精神”，越是远离人民，越是丧失“公民精神”，人民就越是抛弃他。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还真有些道理。

二、 知识分子如果总是一味地拒绝市场，无视传媒的商品功能，最终总不免成为“诗人”。

晓此两点，也就不难理解天涯的“暴富”和《读书》的“寒酸”的最深刻的原因了。
胡适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李敖说：“我简直要放弃自由主义了，大家需要努力的是落实宪法的具体条文”。

说得好！好就好在知识分子需要反思，“神六”遨游五天就要落地，知识分子的高头文章何时才能落地？！

突然想到一个假设：如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摩根斯丹利的老板要在中国办一本思想评论杂志，孔子和白居易都去应聘主编，这万恶的资本家会选择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