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股市迄今15年的历史上，外资一直难以叩开中国证券业的大门，直到去年，中国114家券商中，只有6家是中外合资券商。但在最近一个月间，却先后有三起外资并购中国券商事件浮出水面。
9月27日，北京证券重组方案水落石出：瑞银集团以20％的持股比例成为首家直接入股中国证券公司的外资机构。此后，市场再次传出JP摩根正在与辽宁证券进行重组谈判以及包括里昂证券、花旗环球金融、汇丰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在内的外资投资银行正在谈判重组湘财证券的消息。
这一外资急速涌入中国证券业的景象暗示着中国政府正逐渐将银行业改革的思路引入国内诸多陷入财务困境的券商重组中，进一步开放市场。
“现在，中国最贵的是石油和煤，最便宜的是金融股权。”著名金融研究机构安邦集团在其研究报告中如此表示。这种说法也许有点过火，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券商业从2003年就开始大面积亏损，至今如是。到2004年底，一年前的131家券商只剩下了114家，17家公司消失。在4个多月前，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曾一度跌破千点。
关于券商的窘况散见于今年各个时段的报章上。而最近的政府救助举动包括拥有6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汇金公司向数家券商注资165亿元人民币、汇金的子公司建银投资公司通过发行100亿元的金融债以收购、注资等方式救助了三家券商，未来更将控制近20家券商。
这样的救助行动因坊间的激烈争议而变得踯躅难行。而现在，外资显然成为人们期望的另一支救助力量。更重要的是，外资的介入也许能给中国券商业的生态带来积极影响。
不断突破的门槛
去年底的时候，中国证券业曾发生过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作为美国华尔街最大投行之一的高盛公司在华成立了一家高盛高华证券公司。高盛通过股权和贷款安排以及5.1亿元的买门票方式(为海南证券埋单)，成为这家新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在此前的国内证券市场，只有中金、中银国际、华欧国际、长江巴黎百富勤和海际大和等5家合资券商。除了背景特殊的中金外，其他合资券商至今为止只能说“业绩平平”。原因在于外资缺乏实际控制权以及合资券商在业务领域上受到限制。
为什么外资一直难以真正进入中国证券业？
一方面，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向外资全面开放银行、保险业市场。但证券业对外开放，仅仅是承诺，入市后三年内，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营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1／3，合营公司可以从事A股的承销，B股和H股、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
2002年6月，证监会发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的承销；外资股的经纪；债券的经纪和自营；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外资即使入股接近33％，也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必须有一名内资股东持股达到33％。
另一方面，国内券商原本均出自国有，出资人或为四大行，或为地方政府，这一特殊身份使其承担起地方政府“体外金融平台”和监管层“救市助手”的义务。而外资素来凶猛(国内所有券商的总资产还抵不上美林证券一家)，且以追逐利益为要务，一旦现身，势必改写国内券商格局，这一景象并不为地方政府或监管层所乐见。
但自2001年之后，形势突变，中国股市开始步入漫漫熊途。在此期间，中国早期成立的大牌券商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问题，更不用说那些地方性券商。
但被清盘的券商依然寥寥无几，因为其国有性质，政府总是不得不充当最后保护人的角色。而因此现身的救助者———央行背景的建银投资公司，却因此获得了主导引入外资的权利。
在此前的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中，“引入海外资本”正是基本思路之一。截至今年年初，海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协议投资金额已超过15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保险业内，以中国人寿海外上市为标志的“国际化”运动也正进行得轰轰烈烈。
但不知出于何种担心，“引入外资”仍被视为敏感话题。无论是“大功告成”的瑞银，还是摩根士丹利及湘财证券的相关人士，对于记者的提问均三缄其口。
监管、淘汰要双管齐下
外资进入之后，国内券商格局会有何变化？
据市场人士分析，中国证券业的重组版图未来将由中信证券等创新类券商的“御林军”系，以建银和汇金为代表的“银行系”和高盛、美林为代表的“外资”系所主导。
显然，这样的调整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出局。同时，外资的进入还将形成“倒逼”式的改革模式，打破原有体制惰性，重建新的市场格局。
“地方政府出局对大家都有利。”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在回复记者书面采访时认为，一方面，过去券商出了问题政府还得出钱化解；另一方面地方上市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市场服务和资产溢价；最后券商自身也因为市场角色的模糊而缺乏长期开发战略和核心竞争力。
这一必然性也被某些地方政府所认同，据媒体引述央行人士的说法，北京市政府就曾在瑞银收购北京证券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引入外资表示乐观。“一棵树当然对环境改善有帮助，但它的生存状态依然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天相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林义相对记者说。他曾在国内老牌券商华夏证券担任过五年的副总裁。
一个月前，证监会官员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庭长们在深圳麒麟山庄开了三天会，他们商讨的主题是———破解券商破产的法律困局。
不能生，又不能死。这是目前中国券商缺乏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的顽疾所在。
对此，瑞银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部联席主管张化桥就曾公开表示，中国的证券公司根本不存在太多或太少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让他们有死亡的自由，就像要给他们生存的自由一样。”
他甚至认为，只要符合基本条件，政府应该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办证券公司。
但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国内民营资本将获得和外资一样的准入资格。而在上一轮所谓的“券商民营化”过程中，民营券商暴露的风险亦不可小视。
在林义相心目中，“草根券商”应当是投资人自主设立，并在严格的监管机制下以自有资本运作的企业。“监管制度上完全可以做到保证金独立，根本不让他碰，如果做亏了他们自己也要倾家荡产。”
针对监管问题，安邦首席分析师陈功关心的则是另一个方面。
“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角色不仅仅是外资，比外资更有力量的角色已经出现，或是正在出现。”陈功认为。
他指的是，近来正在成形的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大型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者，正在成为市场新的“大佬”，而央行的汇金公司由于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大型券商、银行，以及这些金融机构旗下的基金等金融机构，因而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佬”。
在地方政府的身影渐渐退却之际，这些“超级大佬”们一方面掌握着强大的政策和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却面临着与当年国有券商同样的角色冲突。
“如果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后果将是可怕的，因为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将向上高度集中，最后可能统统交由国家埋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