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喜欢谈论因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国崛起，而带来的机会。然而，面对重要性日益增强的亚洲，英国自己做好了充分准备吗？至少教育领域还没做好。

几乎《金融时报》每位读者都相信，中国将在21世纪发挥巨大作用。即便如此，亲自到中国，体验一下正在发生的变革，仍然让人感到震撼。站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地方，仿佛是在东京。名牌商店出售的设计师商品，和伦敦价格差不多。去年，在苏州古典园林的一间新潮咖啡屋里，我享用了相当于 1.8英镑一杯的咖啡，那间咖啡屋只有中文菜单。醒来闻闻咖啡的香味吧，这就是要传达的信息。

亚洲其它地方也不能忽略。日本经济15年停滞不前，令许多亚洲以外的人士将兴趣从日本转移至中国。但如果认为日本正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那就很愚蠢了。事实上，过去10年的政治变革可能表明，一个更自信满满的日本将走上世界舞台。日本面临的痛苦抉择，正导致新政治的出现，其特征是真正的政策辩论和政党纪律，例证就是，果断而派头十足的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最近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日本军队在伊拉克执行任务，使自卫队合法成为常规军队的宪法改革可能正在展开。东亚其它国家的崛起，只会提高日本作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都忽略了另一个超级大国— —印度，更不用说朝鲜半岛或东南亚了。然而，英国教育体系是否让下一代做好准备，应对这种新情况呢？答案是没有。事实上，英国各大学一直在减少它们的东亚课程。去年，尽管外界抗议如潮，但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还是关闭了东亚研究系。在最近的一系列削减中，斯特灵大学(Stirling)和艾塞克斯大学(Essex)也关闭了各自的日本研究中心。现在还有消息说，伦敦亚非研究学院 (SOAS)计划用资历较浅的教员，以取代专家级的中文和日文图书管理员。

历届政府为大学创造了竞争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这些削减和关闭让人感觉反常。政府希望有效、集中地利用资源，并设法通过奖励杰出的研究和高就学率来实现。这一制度奖励了个别忽视国家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大学，这些大学摒弃了代价高昂的学科，或是脱离了它们最杰出的研究领域。结果，亚洲研究受到了双重打击。首先，该学科相对需要更多的资金，而学习汉语或日语的难度，也是该学科学生数量不多的一个原因；其次，亚洲研究是较小的学科，几个系的关闭就足以造成严重影响，这些系的研究非常出色，但却没达到示范水平，无法吸引大量的政府资金支持。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削减和关闭亚洲研究的同时，部分大学却在开办新的东亚课程，比如布里斯托尔 (Bristol)大学。麻烦的是，要花数年乃至数十年，来建设这类课程所需的全新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中这种废旧建新的做法十分浪费而且低效，此外还会打击东亚研究专家的士气。

中学的情况可能更糟。在决定将语言作为普通中学教育证书课程(GCSE)的选修课后，报名学习语言的学生人数一落千丈，这让现代语言教学的危机展露无余。政府的国家语言战略，是否能提高学生的亚洲和欧洲语言能力，还有待观察。特别是，有人坚称，应将汉语更大规模地引入中学，甚至可能是小学。25 年后，英国将需要能够使用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差异的人，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但如果我们在2030年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要建立制度培养人才，我们可等不起。

政府已宣布，对高等教育中对国家举足轻重的科目，将给予特别支持，包括亚洲研究。政府必须兑现这一承诺。英国需要全国性的教育战略，来为亚洲崛起做好准备，否则到2030年时，我们将反问自己，当时怎么没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是香港大学日本研究系主任。

( 作者：彼得•凯夫(Peter Cave) 10月31日 星期一 译者/李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