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导致当前收入差距悬殊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
曾湘泉：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目前的机制和体制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人们受教育程度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更为持久的影响因素。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对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具有长期的影响和作用。要缩小教育带来的这种收入差距，是需要时间的。教育具有代际传递的效应。知识改变命运，人的收入与其自身，以及上一代人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农民家庭的子弟考入大学，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他和他一家的命运就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如果是相反，面对高额的学费，很多贫困学生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很有可能还会继续重复他们父辈贫穷落后的命运。
这样下去，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穷就成为穷的原因，富就成为富的原因。这就陷入了因果循环累积原理的怪圈。中国经济和社会要和谐健康发展，必须跳出这个圈子。
《第一财经日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因果循环累积怪圈正有扩大之势，在一部分人已先富起来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已提上议事日程，从教育投资机制上看，你有什么建议？
曾湘泉：现在劳动力市场突出的问题是低端市场没有任何保障，就业不稳定，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分享不到。长期来看，必然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需求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经济的链条就可能断掉。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高。如果大量的人成为穷人，没有消费需求，富人的财富也不能增加下去。
怎么改变穷人的命运，不仅仅是简单的转移支付，简单搞低保。从长期来看，是要对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健康和让他们流动的投资。
目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发生了“技工荒”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工人需要培养，我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不畅。上技术学校的，通常是个人素质一般、家庭收入低的青年人。家庭收入低，无财力进行投资，学校采用高额的个人收费制度不现实。技术学校的发展，同样需要大的实验设备和仪器，需要相当的投资，而企业目前由于劳动力流动加大，大多也不愿对劳动力进行培养和投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面临技能人才短缺，我们如何解决？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做法，政府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至少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进行投资，支持技术学校的发展，支持技能人才的培养。劳动力技能水平提升之后，他们的人力资本就增加了，工资水平就会提升，收入差距的状况才可能发生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否与这几年教育产业化有很大关系？
曾湘泉：教育要不要搞产业化是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中国教育如果说搞产业化的话，那也是涉及专业的设置、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应当与社会的需求相同步，应当提高办学的投资效率和效益而已。教育的本质绝对是不同于企业的性质，它不是营利和赚钱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担负着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人类科学和技术进步职能的同时，它更负有社会进步、社会公正和平等，特别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使命。为此，国家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要加大对受教育者的困难资助体系。解决收入差距必须考虑教育的平等化。人的机会和能力的差距缩小，将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发挥根本的作用。
当然，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良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面临一个投资效率和效益，也就是教育的质量和效益问题。中国的教育投资从家庭来看，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中国的家庭对于教育的投资几乎可以用“不惜代价”四个字来形容，问题是教育投资的回报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个文凭？教育的根本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最终提高劳动者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