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暂时的支持者众多并不代表真理在握，而药方是否有效，也要看之后效果如何。郎咸平先生在抨击国企民营化弊端之余，将目光转到了技术层面：一是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是经理层缺乏信托责任之故；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搞不好，是因为缺乏美国的辩方举证与集体诉讼。同时，为了论证此次股改的失败，郎氏拉出了撒切尔夫人时期的国有股减持作为例证。联系前几年郎氏所说，“大陆法系的强国之本，就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起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看来郎氏所开的药方是合剂，一是加强外在权威，二是加强美国式的法律威慑，如此内外兼修，中国式的有效率的现代化企业自然水到渠成。
用外在权威建立企业信托责任，其实质无非是建立经济界的权威模式，但这一方法能否建立信托体制大有可疑，中国的秦朝、欧洲的中世纪，好像都没有建立起信托王国。企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来，是特定时期的企业组织样式。如果市场以国企为主、而国企产权不清，如果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就无所谓信托责任。只有中国的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经理人信托才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可能。所谓的中国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不过是为缺乏信托责任的制度土壤辩解的障眼法。
辩方举证制与集体诉讼制当然是极好地保护中小股民的制度，但郎氏似乎忘记了如此良法无法施惠于中小股民，正是出于当年资本市场为国企保驾定位所致，现在的股改不过是在偿还欠账。尽管我们的《证券法》借鉴于美国，但由于现实约束条件，郎氏赞美的两项制度无法在中国股市发挥作用。
郎氏来自于西方市场，对于中国国情了解不深，情有可原。但在中国决策层下决心开始股市的市场化转型之时，偏偏挑出这两项制度来说事，其用意何在？话说回来，中国股市目前以行政监管为主的体制，不正符合郎氏加强行政威权的逻辑吗？
郎咸平认为中国的股改应该学习一下英国的经验，这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忘了提醒大家一下，撒切尔新政的另一个名词是民营化，出售国有企业股票不过是民营化的基本模式。在出售国有企业之前，英国政府善于包装，用先易后难、先出售赢利企业、后出售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及处于衰落的老企业的方式进行。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如简化购买手续、允矸制诟犊畹龋睦胀ň用裼绕涫潜酒笠抵肮す郝蚬善保畲笙薅鹊匚展愦蠊癫渭樱佣仍黾庸郝蚬泄傻淖式鹄丛矗直Ｖこ鍪凼钡墓叫浴７垂此担绻挥惺谐』某晒⒐慕鹑谟牍墒械母母镆簿蜕ナЯ吮匾浴?/p>
郎氏施展乾坤挪移大法，以西方的学术背景指点中国经济江山，先肯定中国经济的国有体制，现在又全部落实到技术层面，这样，如果一些改革失败，责任当然只能由经理人、法律制订者等技术人员承担。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新时期的变种，在有志之士付出了百余年的改革代价后，相信对此会有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