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

 　　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礽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礽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