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现任主编比尔·埃默特加入《经济学家》时，《经济学家》的规模仍很小，发行量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在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英国事务，读者的大多数也来自于本土。驻海外记者很少和编辑联系，传真就够了，如果记者多打一次电话，大家就会觉得不耐烦。过去2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这个情况完全改变了。按照埃默特的说法：英国的衰落解放了《经济学家》，使之更加全球化（而不是自满地局限于自身）。现在《经济学家》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媒体，有更多的全职记者与作家，只有不到20％的读者是英国人。它已经拥有了日本、印度、德国等不同国籍的用英语写作的记者，员工的教育背景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仅仅是那些在英国的公学受教育的牛津与剑桥毕业生，他们有了更广泛与复杂的教育与出身背景，有了更多的女性员工。
最重要的变化是，比起直接的新闻报道，《经济学家》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分析性文章上，尽管他们仍称自己是报纸（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但事实上，它变成了一份分析评论报纸（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ｐｅｒ或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正如杭格尔所说，它永远提供观点，哪怕这些观点有时会错。但是它在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宝贵工具：分析。甲骨文ＣＥＯ拉里·埃里森说：“以前我思考，现在我看《经济学家》。
访谈
问：1968年，24岁的您加入《经济学家》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答：当时我们发行量还很小，只有八九万份，派驻海外的只有一两个记者，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写商业的，完全是一份英国本土的出版物，海外发行量只有三万份左右。
接下来最大的变化是从广告方面开始的。我们希望做一个专门针对英国本土广告的版本，因此我们就需要把《经济学家》分成英国版和国际版。这就给发行带来了压力，我们需要增加英国本土和国际上的发行量，也就是在培育英国市场的同时，加大国际上的发行力度。于是我们招募了更多的记者，将他们派驻海外，去全球各地，而不仅仅是原来就有的东京和华盛顿两个记者站。我们的封面报道也从以英国为重，变得更国际化。这次改变我们做得很早，但是我们确定了不影响采编的独立性，因此全球各地的记者仍然以各自的意向和兴趣来决定各自的写作和报道内容，这也令报道和写作变得比之前更难。
改变的过程并不容易，但是我们最后成功地做到了，在国际市场上立住了脚。这时我们告诉自己，应该扩大这个成果。于是我们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做国际市场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投入的力度比当时世界上其他报刊都要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去描述欧洲市场。但这只是经营方面的事情。在采编方面，他们则继续扩大队伍，更频繁地招募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然后派驻到海外去。
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将杂志送到读者手中。记者做完报道后必须立即让读者看到，读者当然希望能够很快读到我们对上一周事件所做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得像一份周报那样去做。因此我们在周四付印，争取像一份周报那样不漏过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周报意识，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份周报，而不是周刊。
即使是在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一样能够做到很快地把杂志交付到国外读者手中。以前还通过电报发稿的时候，周四我们的一个成员就会坐上协和飞机，把杂志带到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地去，所以这并不难。
我们应尽量避免的是忽视内容的质量。我们保持了优秀的分析和优秀的写作。我认为我们改进了对各国政策的报道，因为我们拥有最了解各个国家的记者，我们更明白国际事务，也学会了更多市场技巧。
问：你们有没有想通过网站、通过电子版来弥补周报的这一不足？
答：是的。我们建立了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网站，上面有一个版块叫做“全球事务”（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每周会更新四至六篇文章，报道全球发生的最新重大事件。最新事件的报道我们都会立即放上去，不受每周一期出版的《经济学家》的限制。这些文章的作者就是《经济学家》的记者，因此报道风格是一致的。此外，在“全球事务”之下还有一个版块，叫做“金融”。这个版块每周二更新一次，以保证新的一周到来时能给读者带来最新的金融报道。
问：会不会变成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那种？
答：唔，网站的改版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在从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网站，计划在结构上作一些调整。我们是最早停止实行完全免费浏览的网上出版物之一。我们的一部分内容是免费的，其中包括每期《经济学家》的部分文章，但是如果你想阅读全部内容，你就得订阅《经济学家》的杂志或者网络版。
问：《经济学家》杂志对一切话题进行讨论，而这些却都是一些年轻的编辑记者撰写的。您不觉得这群指点江山、教导阿根廷政府如何治理阿根廷的年轻人过于自信了吗？
答：你们也是记者，你们不是同样如此吗？（笑）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答案。首先，《经济学家》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一个人的观点。我们从不会让同一个人完成全部撰写和编辑的工作，我们要更换掉“眼”和“牙”，即更换写作的角度，然后展开对话。《经济学家》每周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讨论会，以决定报道的最后观点是什么。如果正进行着战争，相信我，我们有一长串需要讨论的题目。如果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会展开激烈的讨论，观点针锋相对。
我们欲尽力做到的就是向读者提供观点。我们对当前事件进行的报道都带进了我们的观点，如果没有，我们也会把事件可能的结果告诉读者，并指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糟糕的，为什么我们应该做这个而不是那个。我们的很多读者说《经济学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经常和他讨论问题，他们有时候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有时候也不。
我们偶尔也会改变观点，但这都是不停地讨论的结果。
问：所以这就是你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观点会发生前后不一的原因？
答：你知道，伊拉克战争事实上在真正打响之前很早就开始了，我们关于它的讨论就一直在进行：这到底会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遇到的困难和每个人都一样：证据究竟何在？我们知道多少真相？我们相不相信情报数据？这些问题都难以回答。布什和布莱尔只是相信了他们拿到的东西，《经济学家》掌握的信息也许比他们还少，但是仍旧得做出决定，所以我们有过很激烈的讨论。你在这个位置上，就不能回避这一点，事后表明战争的后续事务很糟糕，我们就得问自己：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问：读者有时候会得到这样一种感觉，即《经济学家》内部有两派人的观点在争斗，一会儿这派占了上风，一会儿那派占了上风……
答：内部当然会有争论，而且永远会有争论。战争，毫无疑问又能激起比任何话题都更激烈的讨论。讨论下来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但毕竟还是同样的这群编辑在做稿子，因此影响并不巨大。
问：去年，《经济学家》庆祝了它的160周年。和当年詹姆斯·威尔逊在资本主义新浪潮中创建这份报纸时相比，现在更复杂的世界有没有改变《经济学家》的传统？
答：我想《经济学家》仍然在支持自由贸易、自由言论，支持小政府以防范极权主义，支持全球市场一体化，支持工业化——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今天的世界的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人们有了全新的方式来运转商业世界。但是不管变化如何，我们仍然坚信一点，即自由贸易是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提高了人们的效率，增加了人们的沟通，提高了生活水平。
问：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传统是什么？
答：自由贸易。或者说自由市场，这个概念要比自由贸易更大。
问：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您经历过的《经济学家》内部最大一次危机是什么？
答：我想我们没有过什么危机。我们倒是有过很多关于世界经济的激烈争论，因为彼此观点各异。
问：今天的《经济学家》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是什么？
答：我想怎样实现发行量达到100万，这是我最紧迫的任务。之后再看如何以此为新起点，继续前行。
还有就是中国市场。我们增加了对中国市场的很多认识，我们的年度特刊的中文版也会很快面世，我们会关注中国读者的反响。中国市场逐渐成熟的两个方面：一是说英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英语会说就会写；二是中国正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越来越全球化，这里的人也会越来越需要外界的观点。
问：《经济学家》怎么面对来自《时代》和《新闻周刊》的竞争？
答：它们都是很好的杂志，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和《新闻周刊》没有那么多评论，它们更易读一些，而我们则仍然是一份以观点更深入的内容取胜的出版物。我们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并在五六年之内将发行量提升到130万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