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这类“学者型”的官员。令人吃惊的是，竟连吴敬琏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未能躲过此劫。一时间，似乎只要你的头上有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你一张口就必错。
并不是故意说刻薄话，我觉得“批判”所呈现出来的知识含量很低。尽管论说者的话语如泰山压顶，却时常含有常识性错误和逻辑混乱。举一个例子：有一篇题为《谁害惨了顾雏军？》的评论一度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文章说：“正是MBO这个不祥之物害了这位企业家，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从事经济评论的资深人士认真拜读此文之后，满脸困惑地对我说，MBO是“经理人持股”的意思，顾雏军既非科龙集团的内部经理人，甚至也不是国企干部，他是从外部“并购”科龙的，好像和MBO扯不上什么关系吧？
看来，要为“沉默的大众”代言，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专业知识，特别是在得出结论前要多一点实证精神。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偷工减料，尽管也许你是出于善意，甚至你的结论也是有道理的，但只要前提条件和论证过程有问题，你就可能误导读者。
我一点没有维护“主流经济学家”的意思，倒是这两场“批判”背后折射出来的某种倾向，值得关注。事实上，一堆并无多少真知灼见的评论能够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社会大众对改革中的付出与成果的分担（分享）现状有着诸多负面评价，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正在他们当中堆积，他们对于社会中掌握各种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充满了不信任乃至反感。作为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由于经常受聘担任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或者以改革的布道者自居，自然首当其冲地受到批评。
这种不满情绪是有理由存在的，且必须得到认真倾听。虽然经济学家不是造成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要罪魁，但他们中的某些人、某些主张对此要负一定责任。
经济学是一门探究资源配置效率的社会科学，它需要有严格的边界限定。经济学家皓首穷经地研究如何让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产出最大的社会总福利。但是，这里有两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第一组是关于市场的———首先，要存在这样一个自愿进出的“市场”；其次，这个市场要有公正的交易规则；最后，这些规则要确保得到不折不扣地遵守。第二组是关于产权的———首先，在市场中交易的所有商品都是有主人的；其次，不管主人是何种身份，也不管他亲自前来还是委托他人参与交易，交易获得的收益应当得到严格保护。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和规范的市场交易制度。它们一方面构成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学活动设定了坚固的边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经济学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社会可以作为一门纯粹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学问而存在———它不是缺乏道德，而是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因为这道坚固的边界已经把道德问题排除在外。
反观中国，我们是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许多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道德的因素纠葛在一起，难以形成有效的“边界”。我们或许已有了产权和市场的模糊概念，但我们的产权保护和市场交易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在一个充斥着无主货物和强买强卖的市场里面，在一个伪劣商品横行和盗贼猖獗肆意的市场里面，我们怎么还能学究气十足地谈论“资源最优配置”？因此，我愿意一再引用学者秦晖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公平和效率决不是一对矛盾，长此以往，我们将既无公平，又无效率。
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很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感到无辜、无奈和无助：他们看起来似乎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实际上却经常陷入“秀才遇到兵”的境遇。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一套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或许经济学家能够有所贡献，但归根结底这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难道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是仅用“经济的”办法就可以解决的吗？
经过今年的几番批判和论战，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不论是经济学家自己的南柯一梦，还是社会大众的幻知幻觉，那个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风光了10多年的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虚拟殿堂已轰然倒塌。
现在，舞台已经腾出，让我们鼓掌欢迎有使命感、有胆识、有真才实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登台亮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