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甚至当这位伟人辞世的时候，我仍难找到恰当的标题来涵盖他以及他的思想。只有他的名字，逻辑地涵盖着我认为舍此而无法涵盖的全部内容。也因此，我们沿用着同名术语——德鲁克主义。
我不写其他人写过的故事。关于他的生平吗？我们已经有了中译本《旁观者》——德鲁克的自传，或许还有《彼得·德鲁克的世界》——被认为最优秀的德鲁克传记；最后，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间，CNBC连续播放了十集关于“德鲁克生平事迹”的记录片。关于他的言论吗？这些著作和言论在中文世界里早已家喻户晓，北京大学的管理学院设立了“德鲁克研究会”，《IT经理世界》长期开设“德鲁克管理思想”专栏。关于他对企业管理大师们的思想启迪？相关文章可谓浩如烟海。况且，他设立的基金会，被称为“领导领导者们的研究所”，那里正陆续贴出这些管理学权威们对德鲁克的由衷溢美之言。
这位1909年11月19日出生的思想家——注意，他辞世的那天几乎就是他96岁生日，在他95岁的时候，与另一篇文章的作者分享了麦肯锡《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论文一等奖”。众所周知，这个评选委员会绝不肯为虚名颁奖。这一次获得嘉奖的，是德鲁克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一篇论文《什么造就有效管理者？》，作为对他1966年出版的那本影响极深远的《有效管理者》所含观点的一项反思性重述。例如，他在这里提出了“几乎全体有效管理者都遵从”的八项实践原则。
2002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下一个社会的管理》，那时，他已经92岁了。从我收集到的关于他的各种言论判断，他仍保持着清晰思考并提出深刻见解的能力。这一事实对长期以来不断从德鲁克思想获得新的激励的管理学大师们而言，始终是谜。不过，或许由于他的听力迅速下降，从2003年开始，他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作为惟一的例外，他于2004年10日底在加州寓所接受了《Forbes》专访。
这位维也纳人是在德国和英国开始他的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和新闻学生涯的。1937年他移居美国。1939年，他发表了《经济人的终结》，这标志着他的美国生涯的起点。在相继出版了数十部著作之后，1975年，在他65岁时，成为《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者，他保持这一专栏直到85岁。那时，人们称他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并且，他们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一位”这样的人物。
或许，至少对管理学院的教授们来说，德鲁克的思想与见解，不算是特别地与众不同，似乎与他在管理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不成比例。但我认为这不是事实。德鲁克有这样一种能力，他可以把人们反复阐述而不能解释清楚的复杂感受，用极平实极清晰极深切的文字表达出来。惟其如此，他的文字最让我信服与感动。如果我必须从我阅读德鲁克作品的广泛感受中举出一项足以反映他与众不同的文字特征的话，那就是，他有谜一般的表达能力。他足以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本质性的感受呈现给我们，让我们蓦然回首，看到那些原本就在我们眼前的真理。
例如，在我的研究领域里，关于“企业家”与“管理者”之间的差别，从熊彼特到克兹涅尔，从奥地利学派的权威学者们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们，从未提出过如德鲁克提出的这样一种平实、清晰、深切的表达：“管理者，就是把事情做得正确的人。企业家，就是做正确的事情的人。”前者是假设存在某种关于“正确”的标准，后者意味着根据权衡和决断去寻找这一正确标准。
1993年，德鲁克发表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两年以后，我读了这部著作，我被他的思想打动。在那之前，1985年，我曾被哈耶克思想打动，那感觉曾经同等强烈。此后，我才开始集中精力阅读和试图理解哈耶克提出的“知识”问题。
德鲁克论述的“下一个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知识社会”。他晚年在德鲁克研究所主页上发表的一系列专题文章，概述了他对这一社会主要特征的预见。这些看法大致如下：（1）人口老龄化将使自由移民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最终议题。与此相应地，2030年，发达国家50岁以上的人群里，将流行“提前退休或开拓第二职业”的生活方式，并且退休年龄将普遍提高至75岁以后；（2）知识劳动者将取代一切阶级和一切工种成为知识社会惟一的劳动主体。与此相应地，在正规教育之外的所谓“持续教育”，将发展为知识社会最庞大的服务部门，自学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将是知识劳动者所具备的最显著“技能”；（3）企业的平均寿命将缩短至30年以下。与此同时，知识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将延长至50年以上。因此，企业将成为劳动者的工作平台，为了创造“知识价值”，劳动者将同时借助许多不同的企业，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4）知识竞争将更加激烈。相应地，生活的艺术将成为每一位知识劳动者最重要的知识。
他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写作，预见并策划他们的人生，他属于我们的未来。
作者为《财经》杂志 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