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不同意，郎朗的钢琴技术了不起，而我认为他弹得略嫌夸张。但我又认为这是作为顶级大师的必经之途，而郎朗只有二十二岁，这么早就有「弹过了头」的表现，可喜也。走收敛一下的回头路迟早会出现，我们用不着替郎朗担心。自己没有尝试过钢琴，但几项造诣是过来人，走过今天郎朗正在走的路，让我说说吧。
唐初孙过庭论书法，提出如下的重要艺术观：
「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
以孙前辈论书法来比喻今天的郎朗，我认为后者正在「务追险绝」，而评论者给他的负面评价，只不过是说「中则过之」。中则过之来得那么早，郎朗将来成为百年一见的钢琴大师的机会高得很。评论的人一般没有走过创作的路，不容易体会这条路多么难走。古典乐谱是前人写下的，郎朗不能更改。在这框框之内他要做的是阐释，到最后要找到自己，在前人的约束下表达自己的感情。刻意地创新会容易地误入歧途，而要天真自然地阐释，有创意地表达感情，总有一段时期要务追险绝。
北宋后期的米芾，论书法最高明，说得简短。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书法既要天真自然，也要险而不怪。险而不怪，看来郎朗正在追求。怪是入了歧途。不少人大赞的郑板桥的书法，我认为是写怪了，过了头，不可取也。唐代的张癫，五代的杨疯子，清初的神笔铎，书法皆达险境，但不怪。古往今来，书法一动笔就令观者激动而又没有怪感的，可能只有米芾一个。米芾也称米癫，这可见外人看来，伟大的创作者总有点不正常。
西方的艺术也如是，无论是米开兰基罗、塞尚、梵高等人的画作，罗丹的塑像，贝聿铭的建筑，皆达险境。虽然西方的文化没有出现过一个孙过庭或米芾，但数十年前拜读他们的艺术论著，意识到他们对险而不怪的追求满在字里行间。
文字也如是。李清照与辛弃疾的词，险绝也。我非常欣赏的美国诗人、小说家爱伦坡，是个文字奇才。他写颜色让我看到颜色，写声音让我听到声音。英年早逝，有人在他的墓碑刻上There is no exquisite beauty without strangeness in dimension这句话，可圈可点。翻过来是：没有奇异的层面，不会有精致的美。神来之笔，这句话是对爱伦坡最中肯的恭维，而「奇异的层面」者，险也。
昔日与高斯论文章，他屡次提到novelty（奇异或新奇）的重要性，认为毫不novel的文章，不值得发表。这是说可取的文章要有点新意，而新意免不了有点危险成分。好些年前董桥说我的中语文章险得令他担心，朋友说是批评，我却认为是恭维了。思想上我喜欢铤而走险，过瘾一下，但文章与文笔不同，半途出家，中语文笔我「走险」的功力不足。当今之世，中语文笔能写得像董桥那样险而不怪的，确属罕见。
险与怪不同，后者是创作的大忌。不少搞艺术创作的人，不是为了走险，而是要与众不同，或要标奇立异，又或者要制造风格，走的是怪路，非险也。怪而不险的作品，乱来只是乱来，毫无感人之处，是不知所谓的劣作。这类艺术作品历史上无时无之，但过了不久被淘汰了，我们一般见到的只是今天的怪作。不少新潮艺术令我们反胃，因为怪而不险，是在我们的感情之外的「创新」了。我是个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很多人也看不到，只是没有胆量说出来。
走险走过了头，也会变为怪。明代的天才徐渭，一些书法写得险绝精彩，但一些过了头，怪了。今天藏于南京博物馆的徐渭的《杂花图卷》，险绝而不怪，曾经把齐白石等大师吓得要命。历史上，有些险绝的精彩创新，被当时的人认为怪，受到冷嘲热讽。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印象画派是最有名的例子。精彩的艺术往往走在时代的前头，被评论者认为是怪，其实是险，分辨这二者可以是湛深的学问。
我是个讨厌以不同为创新的人，对自己投入的造诣的传统基础训练得通透。为了满足自己，我往往禁不住要尝试可以做到的尽头。这是走险。好比搞摄影艺术，昔日对镜头的性能，光的变化与黑房的技术等，皆熟习如流水行云。近年多来重操这光的艺术，温故知新，而人老了，再没有什么顾忌，放开来险绝一下是自然的吧。
最近到九寨与黄龙跑了四天，摄得一百三十帧可取的作品，因为是自己最后一本摄影集，应放则放，可险尽险。懂艺术的朋友见到，无不哗然。终于有机会出版一本足以改变摄影艺术的书，是多么痛快的事！一位朋友问，这组新作比一九六五年我在加州搞起波涛的摄影高出那么多，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说多做了四十年学问，有了长进。搞艺术，学问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约束着走险走过了头，不达于怪。
后乃通会，孙过庭说的。（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