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深陷困境，这一点目前十分明确。在下周香港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首要问题是能否保持谈判不至夭折。
事实上，多哈回合谈判可能成为自20 世纪30年代以来，首个以失败而告终的重大多边贸易谈判。谈判的破裂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这可能会使全球每年的收入增长蒙受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对于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尤其如此。由于贸易政策要么迈向更大的自由化，要么滑入程度更高的保护主义，谈判破裂可能会对经济（及外交政策）造成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这种倒退将不可避免地侵蚀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贸易体系以及该组织的领导地位。甚至有可能导致地区及双边贸易协议进一步激增，进而破坏多边体系。因此挽救多哈回合谈判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谈判）获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多哈回合之外：对全球化的普遍抵制，以及目前渗透于全球经济中的巨大贸易失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欧盟(EU)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应，而它们在多哈回合中仍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全球化每年为美国带来约1万亿美元的收益，但公众在未来自由化进程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不分伯仲。因此，美国国会在该问题上的表决每每难有结果，即便在近期与中美洲的自由贸易协议等无足轻重的议题上亦是如此。只有当美国的教育体系能使美国工人具备利用全球化的能力、而不是觉得受其损害时（这是一个长期的命题），同时当美国强化其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出现扩展国际商业活动所必需的破坏性调整时，起到缓冲作用之际，美国国内政治力量才会实心实意地支持新的贸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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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方面的反对同样令人望而却步。最近的投票结果表明，投票者对当前的经济前景深为不满（这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全球化），同时不愿接受为改善这些状况而作出的政策调整。惟一的补救方法是，给欧洲各经济体施加更大的竞争压力，方法不仅包括提高全球化程度，还包括实施《里斯本议程》 (Lisbon Agenda)中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2005年将突破8000亿美元），以及美元币值高估（至少 25%），深化了抵制多哈回合导自由化进程的根源。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明确表明，美元币值高估及随之产生的外部逆差——而不是失业或其它任何国内经济指标——是预测贸易保护主义程度最为准确的指标，因为这两个指标左右着国内政界在贸易政策上的意见，促使更多产业加入不利于开展贸易的联盟，并削弱推动贸易力量的影响力。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并接近充分就业，但美国针对中国已采取如下举措：在6个领域实施进口限制；国会抵制中国石油集团中海油(CNOOC)对美国优尼科 (UNOCAL)的收购报价；众议院通过强硬的立法；及早些时候参议院威胁将根据舒默 (Schumer)提议采取行动，对中国进口全面加征关税。
此外，欧元兑人民币和其它亚洲货币的币值也过高，从而加剧了欧洲方面对自由化的抵制。如果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继续阻止其货币升值，这种货币方面的因素将对多哈回合形成进一步的威胁。这是因为，美元下一轮不可避免的贬值将主要针对欧元，这将加大美元兑亚洲货币的失衡。
因此，重振多哈回合谈判需要工业化民主国家（发达国家）和关键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新的政策举措，这超越了通常的世贸组织议程。美国必须扩大其社保体系的范围和工人再培训计划，以回应对全球化进程的合理批评，并制定一项可行的计划来消除预算赤字，以减轻贸易失衡。欧洲（包括欧洲各国和欧盟）必须实施作为《里斯本议程》核心内容的结构性改革，以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中国、日本及其它亚洲国家则须允许其本币大幅升值，并通过拉动内需来抵消（本币升值）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七国集团(G7)和20国集团(G20)已表示，强烈支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成功。上述两个集团囊括了富裕的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部长。目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必须采取广泛的政策调整（比如本文所建议的那些调整），以创造一个环境，能让贸易谈判代表们将谈判推向成功。如果全球各国希望避免（谈判破裂给）贸易体系带来的严重破坏，以及全球经济将随之面临的各种风险，那么它们必须使2006年成为“多哈之年”。
本文作者是国际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所长。本文摘自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最新一期专刊上发表的文章。
( 作者：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 2005年12月13日 星期二 译者/刘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