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服、大赞，五体投地，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大师说的我会多加考虑，但对归对，错归错，你是你，我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国了不起而把错的说为对。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说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或毫无研究，见人家有联邦制就说中国也要搞联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看，这些年中国的青年彷佛有点崇洋媚外了。
两年多前，报道说北京通过了反垄断法，将于该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学传来通过了的法例，发神经，全部是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搬过来的，包括禁止价格分歧、捆绑销售、零售限价等。细读内容，发觉立例者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例毫无研究，显然是从不知所谓的本科教科书抄过来。我曾经在美国作过两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顾问，知道有关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团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师与经济学者。
更令我感到困扰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场行为，在国内竞争激烈的市场随处可见。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绝大部分的商店会受到起诉，排队候审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显然不知道国内的市场情况，不懂国情是也。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该法例是起于崇洋媚外，还是起于不懂国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并。当时我迫着写了十篇文章解释反托拉斯。后来该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后推出的反垄断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垄断是反对国企垄断，我没有异议，但谈何容易哉？
在那次经验中，知情的朋友说，赞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龟派，反对的是土鳖派，而前者声势占优，动不动推出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朋友，理论有好与坏之分，有对与错之别，加上因为其它法例中西不同，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行为很不一样，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应该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发展得快，经济增长了不起，我们真的有本领以法例来改进吗？自己对市场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说实话，这些年我从国内的市场学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来有浮动汇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认为应该这样，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样建议，但当六年前我开始理解中国独有的货币制度，反复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适合中国制度的整体，就改变了主意。搞学问是不应该有成见的。
不久前读到《亚洲周刊》发表的郎咸平教授写的、题为《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其中小标题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等，骂得厉害。不怀疑个别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样不负责任地一般化呢？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
如果今天的中国是郎教授笔下说的，理应民不聊生。或者说，像郎教授说的到处胡作非为，没有半点做得对，但经济增长破了人类纪录，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不断改进，那就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好了。
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