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的要点，是当一个国家搞起经济时，会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经济搞垮了。这观点似乎是历史规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应该可以避过这无情的规律蹂躏。其后想，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二十四年前贝加反对我对中国的乐观看法，错了，我当然希望他再错一次，但当我衡量今天外地对中国频频施压，见到央行彷佛要拜美国为师，见到温总理为人民的生活流下泪来，不由得心惊胆战。
贝加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有几个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长贫难顾。赈济穷人一般会鼓励他们继续穷下去。好比香港的发神经的综援，不工作有钱可收，受援者纵有绝顶良心，发奋自强的意识总会给综援打个折扣。
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又没有亲友帮助的人应该不多吧。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混水摸鱼。凡是用上公家钱搞福利，压力团体涌现是早晚的事。说得掷地有声的言论不难听到，但如果细察一下，我们不难发觉这些言论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的总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会福利处工作多年，谈起当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胡涂帐，频频摇头叹息，最后此友决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发难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来，而且愈搞愈大的机会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经验是个好例子。二战之后与国共之争，大量难民涌进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治安的问题，导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务管制，跟着是政府供应廉租公屋。原本是暂时性(一年)的租管结果管了几十年，而当时只为给难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居屋的发展庞而大之。
曾经拜读过阿康五体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的言论，反对政府扩大资助教育与医疗说得理直气壮，跟着的夏鼎基与彭励治是同一传统，坚守信念不移，我欣赏。问题是教育与医疗这两项福利开了头，约之不束，压之不下，扩张易过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数字了。
从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响。我不反对。从富人身上拿取十个亿，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不轻微的不良影响，我不赞同，但不好意思说出声来。我有胆大声说出来的，是从富人拿取的十个亿，没有一小半交到穷人的手上，不知道穷人是否真的穷，不相信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转手的过程中，庞大无比的资源浪费明显如青天白日。杀了我吧，这样扶贫我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