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落马者可以开出长长一串名单，导致他们下野的原因也各不相同。而其中有两位尤其引人关注，这不仅因为他们原本位居显赫、头上罩著耀眼的光环，还因为他们的不幸命运来得非常突然、甚至非常让人困惑。他们就是卡丽•费奥瑞娜(Carly Fiorina)和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
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两位人士还端坐在公司的权力巅峰之上。费奥瑞娜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首席执行长，人们到处都在颂扬她是全球最有实力的商界女性。而格林伯格则是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说一不二的头号掌门人，在这个他一手缔造的全球性保险业帝国里，他已统治了三十余年。
但在3个月时间里，费奥瑞娜和格林伯格相继落马。时至年末，他们依然感到吃惊、愤怒乃至怨恨，并坚信商界出了不正常的事。
最让他们吃惊的是这样的事实：将他们驱之门外的正是成员大多由他们一手挑选的董事会。这两人都有董事会主席的头衔，这意味著是他们在掌控董事会，而不是董事会掌控他们。
但在2004年12月和2005年1月间，费奥瑞娜领导下的董事会成员在她不在场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通电话讨论她的履职情况。1月10日，当三名董事拜访她并向她表示了董事会的不满（其中一条是与董事会沟通不够）时，费奥瑞娜大为震惊。
虽然惠普董事会两周后在《华尔街日报》首页发表了相关声明，但费奥瑞娜显然还是不相信她的职位已危若累卵。她很坦然地出席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全球政治、经济界高层人士的每年一次的大聚会。当时笔者曾请她评价一下与董事会的关系，她的回答很乾脆：好极了。
格林伯格同样也被董事会的反戈搞了个措手不及。牵头“倒格”的独立董事弗兰克•萨伯(Frank Zarb)是格林伯格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工作也得益于格林伯格先生的大力支持。格林伯格拒绝萨伯邀其参加3月份那次非常关键的周日会议的请求时可是非常轻松自信的──董事会计划在会上讨论公司的一些问题，而促成这次会议的起因却是纽约司法部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公司的调查。拒绝参加会议的格林伯格去了佛罗里达海滩的Florida Keys度假去了，只不过偶尔打个电话到会上。当格林伯格得知董事会那次长达10个小时的会议决定向他开刀时，他大动肝火，在电话里指责董事会说，他们被一帮“连“保险”这个词都写不对的律师牵著鼻子乱转”。
这类故事里头当然不只是董事会与首席执行长之间的恩恩怨怨。在某种意义上说，董事会在这种事里也是受“夹板气”，他们自己面临著多方面的压力，比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提出的新的法律要求、安然(Enron)事件和WorldCom事件带来的公司义务方面的新挑战，以及股东们认为董事会未能遵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而对董事会施加的新的压力。一些董事承认，担心失职是促使他们作出决定的一个因素。
格林伯格这些天来并不忌讳提他的事。他指责律师在散布这种恐慌情绪。AIG有几位董事说，会计人员本来或许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只要格林伯格在任一天，他们就不愿意证明AIG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
今年的戏剧性故事里还涉及其他一些人物。在费奥瑞娜离职事件中，内部反对人士扮演了一定角色；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原首席执行长裴熙亮(Philip Purcell)
出走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另外，对冲基金在这类事情上的影响力也在上升。公众意见对动摇企业高管的根基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导致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就像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世界政坛权力格局开始分化一样，这个世纪的头五年，商界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大型上市公司首席执行长的工作已变得越来越市俗、粗鲁而且短命，虽然很多情况下这类职位能得到高得离谱的薪酬。
有些人认为这种变化预示著转机，它有助于预防类似安然和WorldCom那样的滥用权力事件的发生，让股东在如何使用他们的财产上面有更大的发言权。但其他人（格林伯格和费奥瑞娜首当其冲）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变化，他们觉得这种转变使那些有能力管理好大公司的人士被剥夺了管理权。好也罢坏也罢，这都是一个变化了的全新的世界。
香港时间2005年12月28日16:30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