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得快，加上外人不了解情况，这些日子有不少鬼子佬以指数给中国打分，错得离谱，把事实说歪了。

二○○四年一月，以维护自由市场知名的美国传统基金公布一年算一次的自由经济指数，一百五十五个国家香港连续十年排第一，而中国则排一百二十八，近于包尾。我当时发表《侮辱自由经济的指数》，力斥其非。香港早就大搞福利经济，自由经济是多年前的事；中国大陆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传统基金核算自由指数的目的，是要证明自由经济是发展的重点。当时香港的经济节节败退了六年，自由指数却排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人类纪录，自由指数却近于包尾——整个传统基金的报告只是否决自己的信念！

二○○五年二月，世界银行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年，农民更苦，要求中国改变制度。又是发神经。别的专家得把口，但周其仁和我不断地跟进，知道十多年来世银指的三年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改善得最快的。

二○○五年十二月，联合国公布中国人民收入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开始不能接受，是指贫富悬殊开始恶化。怎么可能呢？农民的收入上升得快，在人口流动变得自由的情况下，好些地区出现民工荒，不可能带来基尼系数的上升恶化。

从一些简单数字说起吧。中国自中至东的农村，五年前聘请一个耕田种菜的农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币二百，三年前是三百，今天近五百——较好的要六百——城市同期没有那样急速的百分比增长。农民兼职工业的愈来愈多，使农业本身出现了人手不足的现象：荷兰豆成熟时农民请我自由采摘，免费，因为豆主付不起工资收成。是比较极端的实例，但由于工资过高而弃置田野的现象开始出现了。

工厂最低的每月市场工资（连包食宿的费用），今天大约是人民币七百，是指没有技术的工人。一位朋友以此工资聘请了三十个，过了几天二十五个跑掉。据说可以使工人比较安定地留职的每月最低市场工资（也包食宿费用），大约人民币九百。联合国指中国下岗工人多，处境极苦云云。又是误解的胡说。下岗工人的确多，因为他们频频走位，另谋高就。话走就走，过不到两天就在待遇较佳的上工。一家工厂说每年的工人流动量超越百分之一百，另一家沾沾自喜，说他们每年只流失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员工。

北京说：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民，产出的原料与农产品的所值只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一。农民兼职工业的数据重要，但没有谁知道。不管怎样说，农民继续转往工业去还有一大段路程吧。

今天，可以劳动的农民在劳作上的金钱收入大约低于工业的百分之三十，算是打平了，因为农作的生活比工业的舒适，有天伦之乐，而瓜瓜菜菜之类低于市价。这打平是因为人口自由流动，好！目前中国劳动农民的实质收入，大约等于工业的最低市场工资，可惜这工资不易提升，因为受到外间多个廉价劳力国家的约束。要怎样发展下去呢？有三方面值得拍掌：

一、让工业的工人增加知识而加薪，使最低市场工资的工人的百分比愈来愈小。二、到了某一点，中国会像香港当年，放弃那些不需要技术或知识的工业，让落后的国家做吧。这样，最低的市场工资会提升。三、农民的人均耕地增加，农产品的市价上升，使农民的人均实质收入与工业的打平。到那时，中国的人均实质收入会与日本的看齐，但那是十个日本，天下无敌矣！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